第24章

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梭伦高声宣读了这项旨在打击没落氏族贵族、促进奴隶制经济发展的法律“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片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在此之前，雅典农民的境况是极其艰苦的，借了财主的债若还不清，财主就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债务碑石，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农”，为财主做工，收成的5/6给财主，自己只有1/6。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现在，财主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广大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那些因欠债而被卖到异邦的人也能回来了。正如梭伦在诗中所写的，他拔掉了竖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债权碑。梭伦自然因此受到了广大平民的爱戴。梭伦（约公元前630—前560年）是古希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年轻时一面经商，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漫游名胜古迹，考察社会风情，被誉为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在游历中写过许多诗篇，如“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穷；但是，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

从中不难看出他的诗人气质，虽以经商为业，却坚信道德胜于财富。他还在诗中谴责、抨击贵族的贪婪、专横和残暴。这些诗篇为他赢得了“雅典第一位诗人”的美誉。

梭伦早期的游历经商生涯，不仅丰富了知识和经验，而且使他了解了下层平民的疾苦，从而抛弃了贵族的骄矜，对他一生的改革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5世纪，雅典与邻邦墨加拉为争夺萨拉米斯岛而发生战争，结果雅典失败了，当局竟颁布了一条屈辱的法令：任何人都不得提议去争夺萨拉米斯岛，违者必处死刑。萨拉米斯岛地处雅典的出海口，对海外贸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梭伦从文献资料、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考证出萨拉米斯本应属雅典所有，他对当局的这种懦弱行为深为不满。为了唤醒雅典人的爱国热情，同时避开不公正的法律制裁，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佯装疯癫。于是“疯”了的梭伦经常出现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只见他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双手不住地捶打着自己的胸部，招来许多围观的百姓。这时，他就会对着人群大声朗读他的诗篇：“啊，我们的萨拉米斯，她是多么美丽，又多么使我们留恋，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军，我们要为收复这座海岛而战，我们要雪洗雅典人身上的奇耻大辱……”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惊叹、惋惜声中，梭伦滔滔不绝地朗诵着，用激越的诗篇激起了雅典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尊严，禁令废除，战事再起。公元前600年左右，年约30岁的梭伦被任命为指挥官，统帅部队，一举夺回了萨拉米斯岛。

赫赫军功使梭伦声望大增，成为雅典最负名气和影响的人物，也为他日后实现改革弊政的宿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担任首席执政官后，他立即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颁布多项法令，向氏族贵族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他按财产的多少将全体公民划分为4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高的政治权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

这一制度虽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却意味着身为贵族，如果财产少也享受不到过去那么多政治权利了，而新兴的工商农奴主可凭借自己的私有财产，跻身于城邦政权阶层。

这就打破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非贵族出身的奴隶主开辟了取得政治权利的途径。

当时，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借助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400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设立了陪审法庭，每个公民都可被选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陪审法庭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

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他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励有技术的重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