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召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一百斤，约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重，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一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这就是所谓“轻徭薄赋”。在经济上，文帝、景帝对刘邦的一些主要政策做了调整。文帝采纳了政论家晁错提出的“贵粟政策”，国家粮食大增。与此同时，在刑罚方面也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作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女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

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所谓“刑罚大省”。除此之外，文景时代为了加强武备、鼓励人民养马，制定了民家养马一匹，免三人徭役的“马复令”。同时，取消了关口检查来往行人制度，以便利商人贩运；解除山林、川泽伐采和捕捞的禁令，使老百姓能够补助生活。以上措施，其目的在于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有利，正如东汉史学家荀悦所说，是“适足以资豪强”的措施。“刑罚大省”，是在基本上继承秦苛法的前提下，对某些酷刑所作的改变。比如废肉刑、减笞刑，实际上是“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人被打死了，而刑还没有用完；“幸而不死，不司为人”，不死的，被打成残废。封建史学家早已指出这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由此可见，文景的上述政策，完全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当然，由于适当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文景的政策对当时封建经济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会和国家都已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入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清君侧刘邦消灭了异姓王，封同姓王以“屏藩朝廷”。但同姓王强大起来以后，和异姓王一样，都想推翻朝廷，自己当皇帝。汉景帝的主要谋臣、当时的御史大夫晁错，针对这种形势，提出了削藩的主张。他指出：削藩，诸王要造反；不削，一样要反；早削，早反，但祸小；晚削，晚反，但诸王坐大，祸害就大了。他建议削减各藩王的封地，逐步扩大中央直接控制的地盘，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特别指出吴王刘濞最危险，早就“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