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管理者，最重要的是“知人善任”，面对下属，知道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大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扬其长，避其短，让其发挥最大的潜能，方称得上知人善任。“善任”的前提是“知”，就是你得了解人才，知道他的脾气秉性，他的才华，这样才能把他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从而发挥他的最佳效能。君主（老板）要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不能面面俱到，而且也不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得至善至美。团队的力量才是强大的，只有招纳更多的人才，充分利用各种人才的力量，才能成为竞争中的强者。
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帝舜说：“对。真像这样，好话无所隐匿，民间没有被弃置不用的人才，那天下也就太平了。”
秦孝文王二年（前２４９年），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从这时到韩王安元年（前２３８年）秦王嬴政２２岁亲政以前，秦国的军政大权就一直握在吕不韦手中。在这１２年中吕不吕不韦韦为推行秦国统一全国的大业制定了政策，采取了有力措施。
在吕不韦当政前，秦国有一批出类拔萃的文臣武将。这些大臣有的功绩显赫，有的足智多谋，多为重臣。而吕不韦以一介布衣，仅因与秦庄襄王的特殊关系登上相国的尊位。然而，吕不韦上台后，前朝元老重臣均愿为其效力。这就在于，吕不韦重用老臣宿将，调整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以稳定国内的统治秩序。吕不韦任相之初，“委国事大臣”，自己并不独揽大权。老臣燕人蔡泽，曾因受人攻击，早已被迫告老称病。秦王政即位后，吕不韦又请他出山，参与朝政。后请他出使燕国，促成了秦燕连横。王龁、蒙骜二位老将在吕不韦执政十余年中，不居功，不傲上，继续带兵为秦国争城夺地，虽已年迈但威风不减当年。对旧臣不存戒心，对元老毫无成见，是吕不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吕不韦任相后招致宾客３０００人，目的就是网罗人才，组成一个计谋统一的“参谋部”，非常强调举贤人对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吕不韦不仅对人才问题十分重视，自己还发现引荐了不少人才。如后来当上秦始皇宰相的李斯，原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平民，战国末年入秦，为吕不韦门客。吕不韦发现他有才干，任为郎官（宫廷侍卫），李斯才得以出入宫廷，有机会向秦王献上“灭六国、成统一”的计策，从而逐步受到重用。１２岁的少年甘罗因有奇才，也受到吕不韦破格重用，派他出使赵国，说动赵王割五城与秦，再联秦攻燕，掠地以偿。赵王后又献十一城于秦。甘罗因功封为上卿。
像蒙骜、甘罗、李斯这些人都死心塌地地为秦国卖命效力，这种情况与东方各国内部君臣之间彼此攻讦现象对比，就能明显地看出秦国内部稳定。君臣一心，有识之士纷纷投奔，人才的优势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不能面面俱到，而且也没可能把每件一都做得至善至美。团队的力量是强大的，只有招纳更多的人才，也只有充分利用各种人才的力量，才能成为强中强、王中王，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天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无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天拜曰：“俞，往钦哉！”
舜天唱道：“努力躬行上天赋予的使命，这样子就差不多了。”皋陶跪拜叩头说道：“要念念不忘啊……君王英明啊！大臣就贤良！诸事也安康！”又继续作歌说：“君王琐碎啊！大臣就懈怠！诸事也荒废！”舜天拜谢说：“对啊！我们去认真干吧。”
魏征，字玄成。唐初政治家。巨鹿（今属河北）人。少孤贫，曾出家为道人。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败，降唐。归唐后跟随李建成，为太子洗马。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秦王继皇位后，称为太宗。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赏玩得高兴时，魏征进来了。太宗怕魏征提意见，回避不及，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这一切早被魏征看到，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不敢拿出鹞子，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怀里。
还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６４３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
魏征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征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征“犯上”，所言多被采纳。因此，他们被称作理想的君臣。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同样“择主而事”，君主想得到贤能的臣子不容易，而臣子要遇到开明的君主也非易事。而一旦君主和大臣都明白了这种情况后，那就应该时时注意检讨自己的德行，使君臣关系和谐，共同致力于治理好国家。
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
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其尔克绍乃辟于先王，永绥民。
君主得不到贤人就治理不好国家，贤人遇不到君主就不会发挥作用。你要能让你的君主继承先王，长久安定人民。
房玄龄少年时代随父亲去京师，当时隋文帝当国，天下宁晏，一片大好太平景象，但弱冠之年的房玄龄已经对世事有精到的分析，私下对父亲讲：“隋帝本无功德，只知诳惑百姓。而且他不为国家长久之计，诸子嫡庶不分，竟相淫侈，最终会互相诛夷倾轧。现在国家康平，但灭亡之日翘足可待。”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获封羽骑尉。由于父亲常年卧榻重病，房玄龄一直侍奉左右，为人极其孝顺。李世民领兵过渭北，房玄龄谒于军门投靠。两人一见，便如平生旧识，马上任其为记室参军。房玄龄为报李世民知遇之恩，竭尽心力筹谋军政事务。每攻灭一方割据势力，军中诸人都全力搜求珍宝异物，唯独房玄龄四处访寻英杰人物，并把他们荐于秦王李世民。因此府中的谋臣猛将，心中都十分感念房玄龄推荐之恩，尽死力报效。
房玄龄在李世民秦王府中十多年，一直掌管军谋大事，而且于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全，不用草稿。高祖李渊也对房玄龄深加叹赏，对侍臣讲：“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世民）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贞观二年，房玄龄改封魏国公，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房玄龄尽心竭诚，夙兴夜寐。加之他明达吏事，法令宽平，任人唯贤，不分卑贱，论者皆称之为良相。他任宰相十五年，女为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尚高阳公主，显贵至极，但常常深自卑损，不敢炫人傲物。贞观十八年，李世民亲征辽东高丽，命房玄龄留守京城。
房玄龄
贞观二十三年，房玄龄旧疾复发，当时李世民在玉华宫，闻讯命人用自己的担舆把房玄龄抬入御座前，两人相见，感怀流泪，哽咽不能言。太宗命太医疗治，每日以御膳供房玄龄食用。听说他病有好转，太宗就喜形于色；听见病情加重，太宗马上愁容顿现。临终之时，房玄龄对诸子说：“当今天下清平，只是皇上东讨高丽不止，正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我知而不言，就会含恨而死啊。”于是抗表进谏，请求太宗以天下苍生为重，罢军止伐高丽。太宗见表，感动地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此人病危将死，还能忧我国家，真是太难得了。”
临终之际，李世民亲至其病床前握手诀别，立授其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为中散大夫，使其在生时能看见二子显贵。房玄龄受遇如此，死时定当含笑。
君臣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君主得到良臣是天下的幸事，而良臣得遇明主，也必当报答其知遇之恩。这种君臣互动，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力量，从而将国家治理得清明而走向富强。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成王说：“顺从往日的大法，要在未出现动乱的时候制定治理的办法，在未出现危机的时候安定国家。尧舜稽考古代制度，建立官职一百。内有百揆和四岳，外有州牧和侯伯。各种政策适合，天下万国都安宁。夏代和商代，官数增加一倍，却不能治理好。圣明君王执政，不考虑他的官员有多少，而考虑有能力的贤人有多少。”
春秋时期，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国，尊称为“仲父”，在军国大计上对他无不言听计从。齐国也因为管仲治国有方而富强起来。
时光匆匆，管仲已经老了。当齐桓公听说管仲年高患病，已经生命垂危的时候，急忙亲临看望。看到管仲气息奄奄的样子，齐桓公拉着他的手垂泪问道：“仲父您病得这样重，若不幸辞世，寡人把国政交给谁呢？寡人想任您的老友鲍叔牙为相，可以吗？”
管仲回答说：“鲍叔牙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但不可执掌国政。他为人过于善恶分明，好善固然可以，但恶恶太甚则不利于团结。鲍叔牙见人一恶，终身不忘，一般人怎么能与之和睦相处？作为相国，应当有宽容之心。”
齐桓公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１５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之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之封地，俯就于国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国君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任其为相了。”
齐桓公又问：“易牙、开方都不行，那么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摇摇头，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
管仲说罢，见齐桓公面露难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说隰朋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国政。
桓公听后，感到管仲分析得有理，答应照办。
能够用人的前提是知道他们的脾气秉性、才华，各有什么优缺点，把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用人不在于官员的多少，而在于能够正确地使用人才。
灼知厥若，丕乃俾乱
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
您现在已经是君王了。从今以后，我们要这样设立官员。设立事、准人、牧夫，知道并用好每个人的优点，才能让他们治理政事。
荆州地区在曹操赤壁败后就成了孙、刘活动的主要区域，曹操把他交给了最值得信赖的曹仁。当时他的对手就是周瑜了，周瑜在他手里没有占到分毫的便宜。曹仁被陈矫赞道：“将军真天人也！”十年后，曹仁被复任为“征南将军”，屯樊城，这次他的对手是关羽。
当时，夏侯惇被打急了，曹操在东边和孙权僵着，荆州的防守空虚。曹操无法逾越长江，留下张辽和夏侯惇在东线，自己随时准备增援西线，于是就把曹仁放在了关羽面前。而事实证明，曹仁这个钉子死死地牵制住了关羽，直到关羽败死，曹仁的樊城也没有失守。
曹操手下最为杰出的天才谋士，荀彧、荀攸、郭嘉都是慕曹操任人唯贤之名而来。特别是郭嘉，年纪很轻，出身贫寒，他原来是侍奉袁绍的。到了曹操这里后，曹操发现他很有才能，每每对他的智慧赞叹不已，从来不怀疑他还念旧主之情出坏主意害自己，还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成为自己随身的大谋士。要知道荀彧可是受到了袁绍的非凡礼遇和重用的。郭嘉也是看到袁绍昏庸而弃袁投曹的，甚至事后还做出了著名的“十胜十败论”来比较袁和曹，郭嘉对袁绍和曹操二人的比较可谓入木三分。郭嘉、荀彧每出奇计，曹操都能依计而行。
曹操
最重要的是曹操善于用才。他还能够因才授职。建安元年，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曹操接受枣祗、韩浩等的建议，兴办屯田，后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至于像郭嘉、荀彧等这样的卓越文臣，曹操更是招用有术。
在用人方面，曹操的眼睛似乎异常的明亮。危急时刻，他能够做到正确地找到当用、适用之人，给自己一个明谏，使他转危为安。曹操在官渡与袁绍相持半年之久的时候，曹军粮草开始堪堪不济，形势日见危急，曹操不免有些胆怯。曹操每当心绪不宁，计策未定之时，便有给荀彧写信的习惯。远在许昌的荀彧见曹操信中流露出回军退守的意思，火速修书一封，遣快马送与曹操，竭力表示反对。因自己不在前线，不谙具体地势，所以荀彧的回信中并无一计一策，但他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时机。荀彧坚信，目前正值曹袁实力消长的关键时刻，双方都有困难，只要坚持，再坚持十天半月，必然会出现决定全局的可贵战机。实力对比已不重要了，现在是双方主帅比拼智力的重要关头，智高一筹者，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看了荀彧的信后，曹操不再怀疑，而是听从了他的建议，没过多久，真的出现了转机，而敏锐的曹操也抓住了那个稍纵即逝的战机，一举击败袁绍。
曹操最惊世骇俗的举动，莫过于他以丞相的身份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说只要有“治国用兵之道”，即使有严重缺点的人，都应提拔重用，基本方针是“唯才是举”。这是三面有可能一举颠覆中华传统儒教信念的文化反旗，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遂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
对曹操而言，外简内明，因为内明，所以有能力相信人才，才能做到任人唯贤。曹操对于曹操集团来说：他具备的强大怀疑能力解决了“人才需要信任”的问题。
曹操很注意招纳、使用人才，而且不拘一格。他的许多大将就是从士兵、俘虏中发现提拔的，这些人能征善战，为曹操卖力。对于文人谋士，曹操也能够以礼相待，量才使用，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孙权都很重视贤能，但只有曹操能够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故他得才最多。最重要的是，他不止人才众多，那些人才往往能够毕其才能为曹氏所用。在曹操的营中议事之时，往往不会出现冷场，总会有人说出自己最满意的御敌、攻敌或是治国之策，真可以说是从谏如流。
大凡领导者有选才用才之权，这种权力的运用与领导的其他权力运用相比，具有使用次数少、周期长和分权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内涵是领导用人既要及时更新，又要相对稳定，应该用人不疑。其艺术在于腹圆背方。所谓“腹圆”，是指领导在行使用人权时应该有开放的心态和容才的海量，善于接纳各种类型的人才，知人善任。所谓“背方”是指领导用人时要坚持标准，严格要求，公道正派，切不可任人唯亲。腹圆背方的艺术在于，既要使人才趋之若鹜，又不要使自己败于用人不当。
“政以得贤为本，国以任贤而兴”。如果人才得不到重用，也会给一个国家、一个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才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对事业的成败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如何做到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呢？关键就是要像曹操那样做到知人善任。
明明，扬侧陋
天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忝天位。”
曰：“明明，扬侧陋。”
尧天说：“啊！四方诸侯之长！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用我之命，接替我的天位吧！”
四方诸侯之长说：“我们德行鄙陋，不配升任天位。”
尧天说：“可以明察贵戚，也可以推举地位低微的人。”
秦朝末年，淮阴人韩信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主要靠钓鱼换钱维持生活，经常受一位靠漂洗丝棉老妇人的周济，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一次，一群恶少当众羞辱韩信。有一个屠夫对韩信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配剑，其实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剑你的配剑来刺我吗？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自知形只影单，硬拼肯定吃亏。于是，当着许多围观人的面，从那个屠夫的裤裆下钻了过去。史书上称“胯下之辱”。
后来，韩信到楚国项羽的部下做了一名小兵，因不受重用，又投奔汉王刘邦，而在刘邦军中开始也不受重用。
韩信多次跟萧何谈话，萧何认为他是位奇才。到达南郑，各路将领在半路上逃跑的有几十人。韩信揣测萧何等人已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汉王不任用，也就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跑了，来不及报告汉王，亲自追赶他。过了一两天，萧何回来拜见汉王，汉王骂萧何道：“你逃跑，为什么？”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去追赶逃跑的人。”汉王说：“你追赶的人是谁呢？”回答说：“是韩信。”汉王又骂道：“各路将领逃跑了几十人，您没去追一个；却去追韩信，是骗人。”萧何说：“那些将领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杰出人物，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个人。大王果真要长期在汉中称王，自然用不着韩信，如果一定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再没有可以和您计议大事的人了。但看大王怎么决策了。”汉王说：“让他做个将军吧。”萧何说：“做将军韩信一定不肯留下。”汉王说：“任命他做大将军。”萧何说：“太好了。”于是汉王就要把韩信召来任命他。萧何说：“大王向来对人轻慢，不讲礼节，这就是韩信要离去的原因啊。大王决心要任命他，要选择良辰吉日，亲自斋戒，设置高坛和广场，礼仪要完备才可以呀。”汉王答应了萧何的要求。
众将听到要拜大将都很高兴，人人都以为自己要做大将军了。等到任命大将时，被任命的竟然是韩信，全军都感到惊讶。
后来，韩信果然为刘邦建立大汉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一次，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宴。高祖说：“列侯和各位将领，你们不能瞒我，都要说真心话。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是因为什么呢？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又是因为什么呢？”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傲慢而且好侮辱别人；项羽仁厚而且爱护别人。可是陛下派人攻打城池夺取土地，所攻下和降服的地方就分封给人们，跟天下人同享利益。而项羽却妒贤嫉能，有功的就忌妒人家，有才能的就怀疑人家，打了胜仗不给人家授功，夺得了土地不给人家好处，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
高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子房；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证运粮道路不被阻断，我比不上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则必胜，攻则必取，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俊杰，我却能够使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所在。项羽虽然有一位范增却不信用，这就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
２．
子发是楚国的一位将领，他很注意有一技之长的人，善于利用这些人的长处为自己服务。楚国有一位擅偷窃的人听说了这件事，便去投靠子发，小偷对子发说：“听说您愿起用有技艺的人，我是个小偷，以前不务正业，如果您能收留我，我愿为您当差，以我的技艺为您服务。”
子发听小偷这么说，又见他满脸诚意，很是高兴，连忙从座位上起身，对小偷以礼相待，竟连腰带也顾不上系紧，帽子也来不及戴端正。小偷见子发果然是真心，简直是受宠若惊了。
子发手下的官员侍从们都劝谏说：“小偷是天下的盗贼，为人们所不齿，您怎么对他如此尊重？”
子发摆摆手说：“你们一时难以理解，以后就会明白的，我自有道理。”
适逢齐国兴兵攻打楚国，楚王派子发率军队前去迎战齐兵，结果，连续交锋三次，楚军都败下阵来。
军帐内，子发召集大小将领商议退齐兵的策略，将领们想了好多计策，个个忠诚无比，可是对击退齐兵却一筹莫展，而齐兵反而愈战愈强。
面对紧张的形势，那个小偷来到帐前求见，主动请缨。小偷说：“我有个办法，请让我去试试吧。”
子发同意了。
夜间，小偷溜进齐军营内，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齐将首领的帷帐偷了出来，回到楚营交给子发。子发便派了一个使者将帷帐送还齐营并对齐军说：“我们有一个士兵出去砍柴，得到了将军的帷帐，现特前来送还。”齐兵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第二天，小偷又潜进齐营，取回齐军首领的枕头。子发又派人送还。
第三天，小偷第三次进了齐营，取回来齐军首领的头发簪子。子发第三次派人将簪子送还，这一回，齐军首领惊恐万分，不知所措。齐军营中议论纷纷，各级将领大为惊骇。于是，齐军首领召集军中将士们商议对策。首领对大家说：“今天再不退兵，楚军只怕要取我的头了！”将士们无言以对，首领立即下令撤军。
齐军终于退兵而走。楚营内大大嘉奖那个立功的小偷，众将士无不佩服子发的用人之道。
不拘一格用人才，既是胆识更是责任。清代名臣胡林翼曾说过：“办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所谓破格，就是打破论资排辈的格局，有资格有能力的要任用，没资格有能力的也要任用。
罔游于逸，罔淫于乐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
伯益说：“啊！要戒慎呀！警戒不要失误，不要放弃法度，不要优游于逸豫，不要放恣于安乐。”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城）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前３７２年），约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２８９年）。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在当时被统治者认为是迂腐遥远而不实用的东西，因此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著书立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并使之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孟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杨朱、墨翟的实用主义学说遍布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
孟子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孟母对他的督导是分不开的。爱玩是儿童的天性，孟母为了不让孟子因为玩耍而荒废学业，曾经数次搬家，“孟母三迁”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成为儿童早期教育的典范。
“孟母三迁”这个典故出自汉刘向列女传·母仪。孟子三岁时父亲逝世，母亲仉氏守节不改嫁，孟子便与母亲相依为命，由母亲抚养成人。孟母很有教养，不但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而且非常重视对孟子的教育。
孟子小时候住在今山东邹城北二十五里的马鞍山下一个名叫范村的村子里，附近有一片墓地，出殡的人群常从孟子家门口经过，他经常看到披麻戴孝、捶胸顿足、号啕大哭送葬的队伍。孟子还只是个孩子，而且非常顽皮，他耳濡目染，自觉不自觉地学了些丧葬的礼仪，于是就经常模仿队伍中吹鼓手和妇女号啕大哭的样子，学着大人跪拜的样子，还和邻居的小孩一起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他还不时到墓地上玩死人下葬的活动：在地上挖一个坑，把朽木或腐草当作死人埋下去。孟母对儿子这样玩耍很生气，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孟子读书，也不利于孟子的身心健康，便把家搬到城郭北部的庙户营。
谁知搬家以后，邻居东边有一个杀猪的，西边有一个打铁的。孟子好奇地模仿打铁和杀猪的样子。庙户营旁边有个集市，集市上相当繁华，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生意人的吆喝叫卖，整天嬉戏。学起商人做生意的样子：一会儿鞠躬欢迎客人，一会儿招待客人，一会儿和客人讨价还价，表演得惟妙惟肖。孟母搬家到城里的目的是要儿子熟读论语，将来成为像孔子那样的大学问家。可是他家处于闹市中，打铁声、杀猪声、叫卖声终日不断，孟母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很难使儿子集中心思读书，只好再次搬家。
这次搬迁到“学宫之院”，即城郭南门外子思书院旁。书院那里的环境很好，学习的氛围很浓，书声琅琅，孟子每天都能听到学堂里传出的读书声，他也就很快地安下心来读书。有时，他还向书院里张望，观看里面的学生是怎样读书，又是怎样跟随老师演习周礼的。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要进入文庙，行跪拜礼，揖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回到家里，也模仿起来。一天，孟母发现儿子在磕头跪拜，以为他又在玩埋死人的把戏了，心里很难过，在听儿子说是演习周礼后，就又高兴起来。孟母想：“这才是适合孩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就和儿子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后来，孟母把孟子送进了书院，学习诗经、尚书等典籍。经过母亲的不断开导，孟子的学业日见长进。后世以“孟母三迁”为颂扬母教之词，亦称“三徙”或“三移”。
据说孟子自从搬到书院附近，一开始还认真读书，稍大一点，却变得十分贪玩。一天，孟子放学回家，孟母正在织布，孟母问他：“读书学习是为了什么？”孟子说：“为了自己。”孟母非常气愤，用刀砍断她正在织的布匹，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我剪断这匹布，前功尽弃，变成一个废物。”孟子深受教育，牢记母亲的教诲，从此以后，每天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孟母三迁”与“孟母断织”这两个故事经宋代三字经的传扬，至今还有深远影响。它告诉人们，不要忽视对孩子玩乐天性的正确引导和教育。否则，孩子就会像王安石伤仲永一文所写的那样“泯然众人矣”。
历史上，周人灭殷以后，认真总结了纣王荒淫无道导致灭亡的教训。在周人看来，纣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耽乐之从”的作风是要不得的，要求今后周王“无淫于逸、于游、于田”，始终保持励精图治、不敢过度享乐而谨慎戒惧的作风。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历代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防止腐败须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历史反复证明，当一个政权缺乏或忽视了对各级官吏腐败的有效控制而造成各类矛盾的积累时，来自社会中下层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就必然以激烈的形式强迫统治者付出巨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