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善瘅恶，树之风声

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康王说：“啊！父师。现在我把周公的重任给您，您前往吧！您到那里，当识别善和恶，标志善所居之里，表彰善良，疾恨邪恶，树立好的风气。有有遵循教训和常法的，就削减他的井居田界，使他能够畏惧。又要重新画出郊圻的境界，认真加固那里的封疆守备，以安定四海之内。……”

唐朝时候，温璋任京兆尹（官职名）。他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疾恶如仇，谁要为非作歹，只要撞到他的手里，便休想逃脱。温璋用严刑酷法毫不手软地处死了一批不法之徒，使得京城治安非常好，那些流氓地痞无赖，都对温璋充满了畏惧。

为了方便老百姓告状、诉冤，温璋还派人在衙门外挂上一只悬铃，好让告状者随时撞响铃铛。一天，温璋忽听堂外悬铃一阵疾响，便马上派人出去查看。那差人在铃下四处张望，却未见到有人前来撞铃。正奇怪间，那铃铛又响了。差人不知何故，那铃铛却连响了三次，差人这才发现撞铃的原来是只乌鸦。差人立即向温璋报告了乌鸦撞铃之事。温璋想了片刻，说：“这只乌鸦定遭了什么伤心事，它才前来诉冤的。我估计，一定是有人掏走了它的小乌鸦，母子连心。乌鸦的爱子之心，实在感人。”于是，温璋派人随乌鸦去找那个掏鸟窝的人，一旦找到，定要拘捕归案。那只乌鸦在前面盘旋飞翔，替差役引路，差役一路上紧紧跟随，终于来到城外一片树林子里，乌鸦盘旋在一棵树旁不再前进，还“嘎嘎”地叫个不停。差役一看，树上一个鸟窝果然被人掏空了，而那个掏走小乌鸦的人还没有走，正在树下休息，手里还在玩弄着小乌鸦，小乌鸦可怜巴巴地“嘤嘤”哀鸣着。见此情景，差役立即将那人捉回了官府。

温璋亲自审理此案。他认为，乌鸦虽不是人，但母子亲情，与人同理，乌鸦被人迫害，前来官府申诉，求助于官，此事本来就有些异乎寻常。那掏走小乌鸦的人，拆散乌鸦母子，残害弱小，行为恶劣，不能宽容。于是，温璋下令将那人处死，为乌鸦申了冤，报了仇。后来，此事传开，那些为非作歹之徒更是小心翼翼，收敛了许多，再也不敢轻易干坏事。温璋明察秋毫，体察民间疾苦，对哪怕是再细小的事都执法如山，毫不留情，因此才能真正扼制住社会的恶势力，保一方平安。

“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就是说表扬好的一面，斥责恶的一面，从而建树起良好的风气。彰善瘅恶被认为是史书所具有的一项重要功用，周书卷三十八·列传第十三说：“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为鉴诫也。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执笔于朝，其来久矣。”这里举出南史和董狐的例子，用意就在表明史书应当发挥鉴戒作用的观点是自古皆然的。如本节“故事”中温璋严格执法，也是为了惩恶扬善，达到教化百姓、促使社会文明的目的。

官不及私昵

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

治理天下纷乱靠的是百官。所以任用官吏要以天下为重，不要循私舞弊、任人唯亲，应以能者为任。

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另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各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师傅。由于襄公荒淫无道，公元前６８６年，公子纠跟着他的师傅管仲到鲁国去避难，公子小白则跟着他的师傅鲍叔牙逃往莒国。

不久，齐国发生大乱，襄公被杀，另外立了国君。第二年，大臣们又杀了新君，派使者到鲁国去迎回公子纠当齐国国君，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公子纠的师傅管仲，怕逃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因为离齐国近，抢先回国夺到君位。所以经庄公同意，先带领一支人马去拦住公子小白。

果然，管仲的队伍急行到即墨附近时，发现公子小白正在赶往齐国，便上前说服他不要去。但是，小白坚持要去。于是管仲偷偷向小白射了一箭。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他已被射死，便不慌不忙地回鲁国去护送公子纠到齐国去。

管仲

不料，公子小白并未被射死，鲍叔牙将他救治后，赶在管仲和公子纠之前回到了齐国都城，说服大臣们迎立公子小白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再说管仲回到鲁国后，与公子纠在庄公军队的保护下来继任君位。于是，齐、鲁之间发生了战争。结果鲁军大败，只得答应齐国的条件，将公子纠逼死，又把管仲抓起来。

齐国的使者表示，管仲射过他们的国君，国君要报一箭之仇，非亲手杀了他不可，所以一定要将他押到齐国去。庄公也只好答应。管仲被捆绑着，从鲁国押往齐国。一路上，他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来到绮乌这个地方时，他去见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求给点饭吃。不料，那守边界的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神情十分恭敬。等管仲吃好饭，他私下问道：“如果您到齐国后，侥幸没有被杀而得任用，您将怎样报答我？”管仲回答道：“要是照你所说的那样我得到任用，我将要任用贤人，使用能人，评赏有功的人。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

管仲被押到齐国都城后，鲍叔牙亲自前去迎接。后来齐桓公不仅没有对他报一箭之仇，反而任命他为相国，而鲍叔牙自愿当他的副手。原来，鲍叔牙知道管仲的才能大于自己，所以说服齐桓公这样做。

用人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是国家民族赖以繁荣昌盛的保证。用人是否得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的大事，也是一切地方政权和一切事业的领导者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的大事。用人得当，则政兴人和，事业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用人不当，就可能祸乱丛生，事业衰败，以至激起民怨，危及政权。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坚持德才兼备，就是任人唯贤。鉴古论今，我们应认识到，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在选拔使用人才问题上，中华民族历来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任人唯贤，一条是任人唯亲。任人唯贤就是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任人唯亲则是用人不重视德才或者只把“德才作参考”，主要看是否亲信、是否顺从自己、是否对自己有利，搞“裙带关系”、拉帮结派、互相利用，等等。坚持任人唯贤，就会贤良众多，国运昌盛，事业发展，社会和谐安定；搞任人唯亲，不肖之徒就会投执政者、领导者之所好，拍马钻营表忠心、拉关系以结党营私，相互推举提携，形成佞人、坏人、恶人当道。这就是用人腐败，或者叫作吏治腐败。用人腐败必然导致官场腐败。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提高对“任人唯贤”和“德才关系”的认识，从根本上增强执政能力，消除社会腐败，保障社会主义事业持久地兴旺发达。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不要不平，不要不正，要遵守王令；不要作私好，要遵守王道；不要作威恶，要遵行正路；不要行偏，不要结党，王道坦荡；不要结党，不要行偏，王道平平；不要违反，不要倾侧，王道正直。

唐宪宗在位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的耳里。李吉甫见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揭露了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牛僧孺、李宗闵这两个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

谁知这件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

唐穆宗即位后，又举行进士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结果又被告徇私舞弊。在时任翰林学士李德裕的证实下，钱徽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于是便恨透了李德裕。牛僧孺当然很同情李宗闵。于是以后牛僧孺、李宗闵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人结成一派，两派明争暗斗得很厉害。

到了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走上了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拔成宰相。这样，两人一掌权，就极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贬谪他为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

那时候，西川附近一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今四川甘孜州东部）。李德裕大喜，立刻上书朝廷，以为自己立下大功，立刻飞黄腾达。但是宰相牛僧孺却对唐文宗说：“李德裕收复了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那才不上算呢！”牛僧孺还要唐文宗下诏叫李德裕将维州还给吐蕃，李德裕气得要命。

后来到了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当上了宰相。他极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牛党的人都贬谪到南方去了。８４６年，唐宣宗即位后，对武宗时期的旧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把李党的人全部贬谪到朱崖州（今海南）去了。至此，闹了４０年的牛李党争终于收场，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乱得不可收拾了。

为政若能不偏不倚，行中庸之道，那么王道政治即可施于全国了，这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高官争权的现象，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从故事中就能充分发现党派之争的害处：凡有人处必有争，争必有斗，斗必有伤，自古皆然。争之大小，危害有轻有重。家庭之争，夫妻不睦，家门不幸；单位之争，上下不和，工作不成；此小争也。“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这可就是大害了！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古人曾经说过：“人不应当用水做镜子来观察自己，而应依据群众的言论来反省自己。”

比魏文侯稍晚，齐国国君齐威王也为贤明的君主。他在国内进行一系列整顿和改革，使齐国国富兵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不过，齐威王刚当国君的时候，只知饮酒、听曲，变着法子玩耍，朝中大事一概不闻不问。虽然韩、赵、魏等国都来攻打过齐国，可齐威王照样吃喝玩乐，不把国事放在心上。国中大臣很着急，纷纷前来进谏，劝得轻了，他只当未听见，劝得重了，他便发怒。后来没有人敢去劝他。

一天，一个名叫邹忌的琴师，听说威王爱听音乐，特地赶来助兴。威王一听非常高兴，马上让他进来。邹忌拜见了威王以后，将琴放好，调好弦，将手置于琴弦上，便一动不动。齐威王着急了，催他快弹琴。邹忌说：“光会弹琴，算不得什么本领，还须精通琴理。”齐威王说：“我一向只听人们弹琴，还未听过琴理，你既然精通，便说给我听听。”邹忌说：“琴乃高雅乐器，琴声不只悦耳，还能陶冶情操。琴弦粗细，声音高低，手指配合，弹拨缓急，都很重要。若配合和谐，音调悦耳；若失调，便为噪音。这和治理国家同一道理，上要积极引导，下要积极配合。上下一致，国家才会昌盛。”

齐威王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更想听他弹一个曲子。邹忌反而慢吞吞地说：“我为琴师，弹琴是我本行，一时未弹，您便急成这般。大王您是治国者，国家在您手中便如琴在我手中一样。您抚着齐国这张大琴，九年来未曾弹奏一曲，难道人们就不着急吗！”齐威王从邹忌一番话中悟出道理，于是向他求教如何治理国家。邹忌劝威王不要再沉溺于酒色歌舞，要广招人才，发展生产，操练兵马，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

后来，威王请邹忌做相国，并采取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措施，齐国逐渐强大起来。

齐国强盛起来，人们都盛赞威王功绩，威王听得有点飘飘然，对于不同意见便又听不进去了。

邹忌又去见齐威王，说道：“大王，我有件事，想了很久才想通。”

邹忌

齐威王笑道：“那是什么呢，说给我听听。”

邹忌说：“徐公是齐国美男，人人皆知。前日有一门客来求我办事，说我比徐公美。我听了此话，心中十分高兴，但有些不相信，回家问我妻子，妻子也说我比徐公美。我又问侍妾，侍妾说我比徐公美得多。我心中窃窃自喜。昨日，徐公到我家来做客，我仔细看了看，又照镜子端详自己，对比之下，徐公确实比我美。明明徐公比我美，为何客人、妻子、侍妾都说我比徐公美呢？我想了一晚才明白，门客说我美，是因他有求于我；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对我有偏爱；侍妾说我美，是因为怕我。他们都在讨好我！”

威王听了，点头说：“你所言极是，听了别人好话，是得考虑考虑，不然更容易受蒙蔽，分不清是非。”

邹忌又说：“那么，大王，我看您所受的蒙蔽比我还深！”威王脸一沉：“你这是什么意思？”

邹忌不慌不忙地说道：“大王，您想，现在齐国是方圆数千里的大国，城池便有一百二十多个。王宫中美女谁不偏爱大王？国中大臣哪个不怕大王？天下各国哪个不有求于大王？他们为了讨好您，在您面前说尽好话。由此看来，大王所受蒙蔽实在太深！”

齐威王听了邹忌一番话，恍然大悟道：“对啊！你说得太好，若非你提醒我，几乎误了大事！”

于是，他下了一道告示：今后不管是大臣还是边地百姓，能够指出我缺点错误的，给予奖励。

以水为镜，只能映出表面上的现象，而无法得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以民心为镜，则指要听听老百姓真实的想法，故事中邹忌所说的“爱我者”、“怕我者”、“美我者”其实都算不得“以民为监”，而应归于“以水为监”的表面奉承之言。所以这里要区别对待，明辨是非，才能得出真正的“镜子”的意义和价值。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永怀。

上天并不亲近或疏远谁，只是帮助有道德的人；民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怀念有仁爱之心的君主。

唐太宗李世民时，宰相房玄龄与杜如晦共掌朝政，唐朝之规章法典多为其所制。房玄龄多谋略，杜如晦善决断，是以人称之为“房谋杜断”。唐太宗与之商谈国事时，房氏常出谋划策，但优柔寡断。而杜氏果断立决，取舍得当。二人齐心协力，互相配合，辅佐唐太宗治理天下。

李世民还是秦王时，杜如晦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调任陕州长史。当时王府的幕僚很多被调任地方官，李世民十分担忧。房玄龄说：“其他人没有什么可惜的，杜如晦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大王想经营四方，一定要有他才行。”于是李世民立刻上奏请求让杜如晦做自己王府的属官。

杜如晦与房玄龄经常跟随李世民征伐，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军队里的事务很多，杜如晦拿到手上，即刻分析决断，非常迅速。李世民常派房玄龄入宫奏事，高祖感叹说：“玄龄为我儿奏事，虽然远隔千里，却好像与世民面谈一样。”

玄武门之变，房玄龄和杜如晦也都参与了谋划。他们秘密出入秦王府，帮李世民拿定主意，出谋划策，诛杀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最终让李世民当上了皇帝。

６２９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对他们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泛搜求贤才，按照才能授予官职，这是宰相的职责。最近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还怎么能帮助朕寻求贤才呢？”于是下令：“尚书省具体事务由尚书左右丞负责，只有需要上奏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

房玄龄通晓政事，又有文才，日夜操劳，唯恐有一点差错。他运用律法宽厚公平。他与杜如晦一起选拔士人，不遗余力，甚至尚书省的制度架构，都是二人商量决定的。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议事，总是说：“一定要杜如晦决定。”等到杜如晦来了，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计策，这都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的缘故。

李世民在位期间，出现了“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这一空前盛世的出现不外乎两点原因：一是唐太宗李世民本身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二是能够得到优秀的德才兼备的大臣相辅佐。历史上像李世民这样的明君寥寥无几，而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在一个众多人才的群体中，不仅要有个体的优势，更需要有最佳的群体结构。“全才”是极少有的，“偏才”是绝大多数，但“偏才”组合得好，就可以构成更大的“全才”。优秀的管理者不苛求全才，他们尽力去做的是将一个有效的人才群体，通过合理的结构组合，让它迸发出新的巨大的集体力量。

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

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

不要违背天理（只循从人情）来求得百姓的称誉，不要冒犯人心来放纵自己的欲望。

袁世凯

袁世凯被称为乱世枭雄、窃国大盗。他一没有功名（没有中过举人、进士），二没有家庭背景（他家道中落），但他却能在清末民初风云变幻的动荡年代里，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从一个底层的小官僚迅速崛起、飞黄腾达，爬上政权的顶峰，成为中华民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呼风唤雨、左右政局的人物。他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他的成功有个人能力、国内环境、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他成功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收买人心”的高手。因为他会“收买人心”，所以很多人甘愿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出力。

袁世凯对人才的评定有一套独特的见解：天下人才有三种：一类是现在就有用的人才；另一类是现在看起来没用但将来会有用的人才；还有一类是看起来没用但只要稍加培养就能成为人才的人才。因此，袁世凯对他认为有用的人才，都尽力笼络。

阮忠枢是袁世凯的重要智囊，此人才华出众，同时颇有几分古代才子怜香惜玉的情结。他在逛妓院时爱上了天津妓院里的名妓小玉。他向小玉海誓山盟，发誓要娶小玉为妻。但是，身为军官，又怎么能娶妓女为妻呢？阮忠枢不敢隐瞒，他将实情说明，恳请袁世凯允其二人成婚。袁世凯假装十分生气：“军人应有军人的品德，背父母而婚，是不孝；而娶妓女为妻，更是内辱家门，外辱军荣。”阮忠枢一听，十分泄气，认为事情没指望了。然而，袁世凯心里面另有打算，他先派人将小玉从妓院里赎身，使小玉成了“良家女子”，再置新房，使阮能明媒正娶。而这一切准备都是背着阮忠枢进行的。婚娶之日，袁世凯推说让阮忠枢和他一块到天津办事，两人同车前往，马车直奔一处深宅大院。此院悬灯结彩，红烛高照，院正中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阮忠枢满腹狐疑地跟着袁世凯走进这个院落，一个丫鬟高声喊道：“新姑爷到啦！”不一会儿，从屋里搀出一位新娘子，袁世凯非让阮忠枢揭去蒙头红布不可。阮忠枢莫名其妙，他揭开蒙头红布时大吃一惊，新娘子竟然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到这时，袁世凯才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为他准备的。对此，阮忠枢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此后，阮忠枢便成为了袁世凯的忠实鹰犬。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创办新军时，相继成立了三个协（旅）。袁世凯在选任协统时，为表示自己唯才是举、选拔人才公平公正，他宣布采用考试的办法，每次只取一人。第一次考试录取的是王士珍，第二次考试录取的是冯国璋。第三次考试前，段祺瑞忐忑不安：如果再考砸了，当不了协统事小，自己这个曾经在军事强国德国留过学、对军事又很有研究的人，竟在考场上连连败北，以后在北洋军中还有什么脸面待下去？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正当段祺瑞闷闷不乐坐着发呆时，忽然传令官来找他，说是袁世凯找他，让他去一趟。段祺瑞不敢怠慢，立即前往帅府，晋见袁世凯。袁世凯让他坐下，东拉西扯，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临走时，袁世凯塞给段祺瑞一个纸条。段祺瑞心中纳闷，这纸条是什么呢？但又不敢当面拆开看。他急忙回到家中，打开一看，不觉大喜，原来是这次考试的试题。段祺瑞连夜准备，第二天考试时，他果然考了第一名，当上了第三协的协统。段祺瑞深感袁世凯是个伯乐，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决心终身相报。袁世凯采用这个办法确实高明，这样既可以使被提拔的段祺瑞报恩，又能使没升官的将士心服口服。

周砥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其父曾任前清内阁学士。周砥幼年时，随父入京上学，后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又有一手潇洒飘逸的书法，而且还对军事感兴趣，略知一点兵法。袁世凯做总统时，听说有这样一位才女，便特意将周砥召入总统府，让她专门教他的儿女们学习。这周砥貌美如花，但眼界甚高，虽年近四旬，仍是单身，是出了名的“老姑娘”。对此，周砥的解释是幼年丧父，情愿终身不嫁以服侍母亲，实际上她是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合意的。对这一点，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心知肚明。他觉得从婚姻大事上关心周砥，比给钱、给物、给官职更能打动周砥。这时，他手下的大将、权倾一方的江苏都督冯国璋恰好刚丧了结发妻子，于是袁世凯便让他的三姨太向周砥提亲。对这桩婚姻，周砥当然一口答应，因为她这是攀了高枝。为体现自己的关心，袁世凯在出嫁周砥时，以娘家人自居，派自己的三姨太护送周砥赴南京与冯国璋成婚，这大大满足了冯国璋、周砥的虚荣心。对袁世凯的关心，周砥自然投桃报李。嫁给冯国璋后，她劝冯国璋尽职尽责，效忠袁世凯。由于有了周砥这条热线，冯国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随时汇报到北京，袁世凯并通过周砥遥控冯国璋。

不是出于公心，违背天理而收买人心或沽名钓誉，终究会受到天道的惩罚。虽然一时之间能够得到个人的私益，但是天长日久，这种伎俩终究会被人识破，而且天理昭昭，不容污玷，自己种下的苦果终究会遭到报应。

玉石俱焚

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大火焚烧起昆仑山的山冈，美玉和顽石都要一起被焚毁。天子臣属如果道德败坏，那就比酷烈的熊火还要厉害。

后梁（９０７—９２３年）的开国皇帝朱温是一个地痞流氓出身的恶棍，在强权就是真理的乱世靠令人恐惧的暴力取得政权。这个杀猪出身的无赖，本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部将，在黄巢走下坡路时对恩主反噬一口，投降唐朝，被唐政府任命为宣武军（河南开封）节度使。二十年后，唐王朝宦官政权发生内讧，宰相崔胤请朱温发兵救驾，朱温率军进入长安，突袭皇宫，对宦官进行灭种式的大屠杀。唐王朝的宦官作恶多端，杀几个不会承担良心责任，问题是那些没有作恶还是孩子的小宦官也做了刀下之鬼。

屠杀宦官的次年，朱温强迫唐政府迁都洛阳，并裹胁长安全体市民跟随东迁。长安宫殿和所有民房悉数拆除，百万市民刹那间成为赤贫，被朱温的汴州兵团押解上道，咒骂声和哭声连绵四百公里，沿途死亡的尸体遍地皆是。长安这座历史名城遭到最惨重的破坏，从此丧失被选为首都的资格。

迁都洛阳后的八个月，朱温派人刺死了傀儡皇帝李晔，三年后又强迫李晔的儿子李祝禅位给他。朱温只当了六年皇帝，在位时还在不停地杀人。皇宫有的是美女，可朱温偏偏要去霸占儿媳，既伤害了儿子，又背上了乱伦的恶名。

有奇害的人，必定有奇祸，和春秋时期的卫晋、熊弃疾一样，朱温遭到了报应，他的儿子朱友珪一刀刺穿了他的肚皮，死时６１岁。

道德败坏，必然导致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尤其是作为君主和大臣，为恶更甚，这就是所谓“小人为小恶，大人作大恶”。提起伤天害理，有的人盲目认为是杀人放火，真干这种事的才有几人？所以人理解得不全面。人违背天意就是伤天，做事不合天理就是害理。天意天理是什么？似乎有些迷信的说法，天意天理早已借着人们的口广为流传了，就是人所说的俗话“望人好自己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以损人开始到害己告终”、“害人害自己”、“吃亏是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人在为人处世时违背了这些就是伤天害理。

相反，人若不伤天理，常按天理做事做人，结果就好了。一定要从小事做起。有的人认为善小就不为，恶小就为之。别以为一点点，积少成多，积小成大，大海是由无数水滴汇成的。所以在做小事大事时都要慎重考虑这样与天理相符合吗？不符合的坚决不做，因为做了是伤天理，而从历史上看，伤了天理的一个得好的也没有。

知稼穑之艰难

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君子在位不应当贪图安逸享受。先了解种田人的艰难，这样，处在安逸的环境中也会知道种田人的痛苦了。

过去有一个农民在田间劳动，感到非常辛苦，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感到更是苦不堪言。他每天去田里劳动都要经过一座庙，看到一个和尚经常坐在山门前的一株大树树荫下，悠然地摇着芭蕉扇纳凉，他很羡慕这个和尚的舒服生活。一天他告诉妻子，想到庙里做和尚。他妻子很聪明，没有强烈反对，只说：“出家做和尚是一件大事，去了就不会回来了，平时我做织布等家务事较多，我明天开始和你一起到田间劳动，一方面向你学些没有做过的农活，另外及早把当前重要的农活做完了，可以让你早些到庙里去。”

从此，两人早上同出，晚上同归，为不耽误时间，中午妻子提早回家做了饭菜送到田头，在庙前的树荫下两人同吃。时间过得很快，田里的主要农活也完成了，择了吉日，妻子帮他把贴身穿的衣服洗洗补补，打个小包，亲自送他到庙里，并说明了来意。庙里的和尚听了非常诧异，说：“我看到你俩，早同出，晚同归，中午饭菜送到田头来同吃。家事，有商有量；讲话，有说有笑，恩恩爱爱。我看到你们生活过得这样幸福，羡慕得我已经下决心还俗了，你反而来做和尚？”

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４日，毛泽东游泳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接见中，毛泽东给警卫战士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搞好保卫。二、搞好学习。三、做一些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毛泽东特别阐述了搞好社会调查的方法、态度和意义。要求每一个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搞社会调查。回来要汇报，要写调查报告。

毛泽东为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农村的真实情况，要求警卫他的一中队“要搞成五湖四海”。从全国各专区分别选一个，不要重复。此后，毛泽东坚持听那些回乡战士的汇报，亲自批改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

１９５７年年底到１９５８年年初，连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毛泽东脸色都显得阴沉，久久思考着不作一语。

大约是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卫士马维同志回家，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说：“乡亲们就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他的震动显而易见。接过窝头时，他的手有些抖。他很费劲才掰开那窝头，将一块放入口中，他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遍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第一口咽下，泪水哗地淌下来，用决堤的水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分窝头，分给身边工作人员。毛泽东哭得很厉害。说话声音很大，又常常哽塞，断续道：“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的人，吃的口粮……”

大家都吃了。真难下咽，又不能不咽。泪水涌溢的毛泽东直视着他们，特别看了看为他制定食谱的保健医生。因为毛泽东饮食一直是粗茶淡饭，粗粮为主，不肯吃保健医生为他制定的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

毛泽东为了和人民同甘共苦，他决定以后不吃肉，只吃野菜，吃一点点粮食，还发动身边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一天天过去了，毛泽东主席７个月没有吃到肉了，他明显地比以前更加瘦了，可是他还是坚持要节省粮食。

古人之所以教育人懂得务农艰辛的道理，是为了让人珍惜粮食，重视农业劳动。民以食为天，没有食物，就无法生存。粮食要经过耕种、锄草、收割、储存、春打、扬场等好几道工序，才能放进粮仓，怎么可以轻视农业呢？又想起“锄禾日当午，汗滴和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来。但时下奢侈之风日甚，已何止是粮食的浪费？这里重点还不仅仅是讲农业的重要性，关键还是教育人们，一要知世事艰辛，多知明达；二要不忘根本，不但“修身、为己”，而且“行道、利世”，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