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志于仁，无恶也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论语·里仁
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人，就不会做坏事了。”
看今朝岁月，让人想起战国末期苟子的两个学生，一个李斯，一个吴起，尤其是李斯。春秋战国时期，本是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按照现在的说法叫社会转型，周王室逐渐衰微，战乱频仍，有序的礼乐形态渐渐被人废止，礼乐崩、道德丧，几百年动乱下来，民不聊生，财富困乏，社会已经无暇顾及人才的培养，“大家”辈出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仁德之心鲜见，李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李斯少年很穷，师从荀子学道，道未成，却比较茅坑老鼠与粮仓老鼠的区别，思考出一些道理来，茅坑老鼠瘦弱胆小，见人就跑，是无所凭借，粮仓老鼠肥硕胆大，见人不避，是有所凭借，于是就总结出一个老鼠哲学，立志要做一个粮仓老鼠。李斯悟出道理以后，于是向老师荀子报告，不要读书了。荀子问他不读书要去干什么？他说要去游说诸侯，求功名富贵。荀子说你还不行，学问还没有成就。李斯说，人穷到饭都没得吃，还去讲什么学问道德？荀子无奈将李斯开除了。
李斯
李斯出道后，与秦始皇一拍即合，结果民不聊生，秦始皇还有一个大一统的历史功绩为人称道，而李斯，鼠目寸光，忠诚于粮仓老鼠的人生理想，全不知仁义道德为何物，秦始皇死后继续助纣为虐，闹得个国破家亡，自身难保，临行的时候才幡然醒悟地对儿子说：“此时要想和你牵黄犬出东门也不可能了。”换一个角度说，李斯临死也未必醒悟，或为其老鼠哲学死不瞑目也未可知。时代造就了李斯，造就了唯利是图的李斯哲学，人若无仁德，做人做得只剩下了一张人皮，必然要比野兽可怕，李斯哲学注定是要祸国殃民的，势必害人害己，自作自受，亦即天道循环，出来混，不可随意，迟早要还的。
若拿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动乱与近二百年的中国历史做比较，不得不惊叹于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都是社会的转型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这二百年，社会结束封建制向未知的新制度过渡；都是超过百年的战争或社会动荡，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都是礼乐崩坏、道德沦丧、仁德衰微、唯利是图，及至到今天许多人富有得只剩下了钱，许多人做人做得只剩下了一张人皮。所不同的是，近二百年，中华民族遭遇文明史上空前的外来文明碰撞，将一个古老的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所不同的是中华民族付出了更为惨烈的生命代价，族众反复遭受异族的空前的屠戮和蹂躏；所不同的是，文化的被毁灭与自我毁灭比前者更为空前绝后，尤其到了今天，没有几个人顾及仁德之事，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成为一种时尚，似乎不约而同地暗合着李斯的老鼠哲学，愿做粮仓老鼠，甚或见人不避，大言不惭，这就是现代人的李斯哲学。
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每次经历这样的动乱与磨难，都会走向更加强盛的未来，屡试不爽。春秋战国时期到汉朝的强盛经历了一个短命的秦朝；魏晋南北朝到盛唐的强盛，有一个短命的隋朝做过渡；近二百年的民族浩劫，有一个荒唐可笑的中华民国在历史舞台上做短暂表演，其后会发生什么？
如今我们华族的每一个族众都走在通往民族复兴的路上，谁还会表演，还会发生什么，不要目光短浅，别仅仅看几年几十年，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至少看几千年，至少看一个地球，看清楚历史的轨迹，粮仓老鼠做不得，要做人，见老鼠要打，要打死，还要保住粮仓和粮食。
以礼让为国，何有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论语·里仁
孔子说：“能够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怎么能施行礼呢？”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厮杀战乱之中。就等于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死亡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杨坚（５４１—６０４年）。公元５８１年（大定元年）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隋朝。隋炀帝杨广曾这样歌颂过父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敞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曾孙子越王杨侗这样赞美他：“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张四维而临万宇，侔三皇而并五帝。”
后世的大文豪苏东坡称他：“睿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共武功俱远。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手运玑衡，躬命将士，芟夷奸宄，刷荡氛昆，化通冠带，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魏征赞叹道：“皇帝载诞之初，神光满室，具兴王之表。韫大圣之能。或气或云，荫映于廊庙；如天如日，临照于轩冕。内明外顺，自险获安，岂非万福扶持，百禄攸集。”
公元５８７年（开皇七年）隋灭后梁，公元５８９年（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文帝结束了中国上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
隋文帝杨坚
杨坚拯救了汉文化，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５８３年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问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三十七万卷，七万七千多类的图书。可大部分图书又毁于战火，多少优秀的学者，多少伟大的著作，多少中国的文明、辉煌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但只要是诸子百家的书还在，只要是儒家经典还能留存，中华文明就不会死。
隋文帝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统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萃一朝，成文章之总汇。”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隋文帝下令参考魏晋旧律，制定开皇律。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形成定制的，隋文帝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秦”才能处决死刑。隋书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隋文帝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基本上都继承了。
隋文帝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隋文帝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４００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８９０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５０００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直到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计户口３８０万户。唐玄宗时，全国７６０万户，４１００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１９４４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５５８５万顷。唐天宝十四年已垦田地１４３０万顷。隋炀帝登基就有８９０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３８０万户，国力之差距可以想见。
在隋朝政府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１１年，监察御史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２０年，隋文帝已经死了３３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１９６９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４５万多平方米，内探出２５９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５０万斤。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杨坚最早重视礼部来规范全国的礼仪道德。并真正以“礼”治国，才取得这样骄人的业绩。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礼仪之邦的传统，应该特别重视孔子提倡的为礼要敬、为礼要俭的精神。那种办事不从简，不节约，一味地图形式，图排场的做法，都是应该予以摒弃的。
无论是一个家庭，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社会，都要永远保持一种真诚的、实在的作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掉勤俭持家、勤俭建国的传家宝。
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孔子说：“（周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
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来，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来，为政最重要是“德”。他认为一个大政治家的风范应当像天空中的北斗星一样，它不因季节和时令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孔子觉得一个政治家应当有自己的信念、气节，不会由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尤其是那些贤良之臣，多半身上有这种气度。
汉武帝晚年时，宫中发生了诬陷太子的冤案。当时，太子的孙子刚刚生下几个月，也遭诛连被关在狱中。丙吉在参与审理此案时，心知太子蒙冤，他几次为此陈情，都被武帝呵斥。他于是在狱中挑选了一个女囚负责抚养皇曾孙，自己也对其多加照顾。
丙吉的朋友生怕他为此遭祸，多次劝他不要惹火烧身，并且说：“太子一案，是皇上钦定，我们避之尚且不及，你何苦对他的孙子优待有加？此事传扬出去，人们只怕会怀疑你是太子的同党了，这是聪明人干的事吗？”
丙吉
丙吉脸现惨色，却坚定地说：“做人不能处处讲究心机，不念仁德。皇曾孙只是个孩子，他有什么罪？我这是看到不忍心才有的平常之举，纵使惹上祸患，我也顾不得了。”
后来汉武帝生病卧床，听到传言说长安狱中有天子之气，于是下令将长安的罪囚一律处死。使臣连夜赶到皇曾孙所在的牢狱，丙吉却不放使臣进入，他气愤道：“无辜者尚不致死，何况皇上的曾孙呢？我不会让人们这样做的。”
使臣劝他道：“这是皇上旨意，你抗旨不遵，岂不是自寻死路？你太愚蠢了。”
丙吉誓死抗拒使臣，他决然道：“我非无智之人，这样做只为保全皇上的名声和皇曾孙的性命。事急如此，我若稍有私心，大错就无法挽回了。”
使臣回报汉武帝，汉武帝良久无语，后长叹道：“这也许是天意吧。”
他没有追究丙吉的事，反而因此对处理太子事件有了不少悔意。他下诏大赦天下罪人，丙吉所管的犯人都得以幸存。
多年之后皇曾孙刘询当了皇帝，是为宣帝。丙吉绝口不提先前他对宣帝的救命之恩，知晓此情的家人曾对他说：“你对皇上有恩，若是当面告知皇上，你的官位必会升迁。这是别人做梦都想得到的好事，你怎么能闭口不说呢？”
丙吉微微一笑，叹息说：“身为臣子，本该如此，我有幸回报皇恩一二，若是以此买宠求荣，岂是君子所为？此等心思，我向来绝不考虑。”
后来宣帝从别人口中知晓丙吉对自己的恩情，大为感动，夜不能寐，敬重之下，他封丙吉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
神爵三年，丙吉出任丞相。在任上，他崇尚宽大，性喜辞让，有人获罪或失职，只要不是大的过失，他只是让人休假了事，从不严办。有人责怪他纵容失察，他却回答说：“查办属官，不该由我出面。若是三公只在此纠缠不休，亲力亲为，我认为是羞耻的事。何况容人乃大，一旦事事计较，动辄严办，也就有违大义了。”
丙吉性情温和，从不显智耀能，不知情者以为他软弱好欺，并无真才实学，对此，他也从不放在心上，且不因此改变心意。
一次，丙吉在巡视途中见有人群殴，许多人死伤在地，丙吉问也不问，只顾前行。看见有牛伸舌粗喘，他竟上前仔细察看，很是关心。他的属官大惑不解，以为他不识大体，丙吉解释说：“智慧不能乱用乱施，否则就无所谓智慧了。惩治狂徒，确保境内平安，那是地方长官之事，我又何必插手亲自管理？现在正是初春，牛口喘粗气，当为气节失调，如此百姓生计必定会受到伤害，这是关系天下安危的事，我怎能漠视不理？看似小事，其实是大事，身为宰相，只有抓住要领，才能不失其职。”丙吉的属官恍然大悟，深为叹服。那些误解丙吉的人更是自愧不已，暗自责备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孔子对于政治家的要求很高，他把德行与修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他知道一个人没有德行的话，他能祸害的仅仅是少部分人；而如果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也没有好的德行，那么他的危害就大了。所以身为领导的人一定要“为政以德”，内心有道，其外在表现就无懈可击。譬如北辰，你在那里本身不用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无数的星星，都会跟着你的方向动。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论语·八佾
孔子说：“坐在上级的位置，待人不宽厚；执行礼制，不庄重认真；遇到丧事，不悲哀。这还有什么可以看的？”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含有很深的意义，尤其一个领导人更要注意这一点。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你是别人的上级，你不能容忍下属的任何过错与不足，那么做你下属的人就惨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管仲没有把鲍叔牙推荐给齐桓公为相的缘故。历史上有很多明君，他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小事情上他们都无比糊涂，不会把下属逼得每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然遇到大事情的时候，或者触犯大原则的时候，他们也毫不客气，一点也不手软。
为礼要敬，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上面对下面的爱护，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诚恳、真挚，不真诚没有用。天天行个礼很方便，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但没有诚意就没有用。同样的，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也要有诚敬之心，假的关怀没有用。
“临丧不哀”，就是当别人遇到悲痛的事情时，我们也要表现出真的哀痛，否则你就没有必要假惺惺地去关心别人。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就是属于“临丧不哀”的一种情况。
以上几点总结起来，孔子是要做上级的人有度量，并且能真心关怀下属。容人之过，释人之嫌，不但是一种为人的度量，同时是一种生存的谋略。“摘缨会”的典故就说明了这一点。
楚国在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连续几次取得了胜利。群臣都向楚庄王祝贺，庄王设宴款待群臣。席间，庄王命最宠爱的妃子为参加宴会的人敬酒。
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大厅里开始燃起蜡烛。猜拳行令，敬酒干杯，君臣喝得兴高采烈，好不热闹。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客厅内所有的蜡烛一下全被吹灭，整个大厅一片漆黑。庄王的那位美妃，正在席间轮番敬酒，突然，黑暗中有一只手拉住了她的衣袖。对这突然发生的无礼行为，美妃喊又不敢喊，走又走不脱，情势紧迫之下，她急中生智，顺手一抓，扯断了那个人帽子上的缨。那人手一松，美妃趁机挣脱身子跑到楚庄王身边，向庄王诉说被人调戏的情形，并告诉庄王，那人的帽缨被扯断，只要点明蜡烛，检查帽缨就可以查出这个人是谁。
楚庄王听了宠妃的哭诉，却不以为然。他想，怎么能为了这点儿事就使部属受到惩罚呢？于是，庄王趁蜡烛还未点明，便在黑暗中高声说道：“今天的宴会，盛况空前，请各位开怀畅饮，不必拘礼，大家都把自己的帽缨扯断，谁的帽缨不断谁就没有好酒喝！”群臣哪知庄王的用意，为了讨得庄王欢心，纷纷把自己的帽缨扯断。等蜡烛重新点燃，所有赴宴人的帽缨都断了，根本就找不出那位调戏美妃的人。就这样，调戏庄王宠妃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就连尴尬的场面也没有发生。按说，在宴会之际竟敢调戏王妃，那是杀头之罪了。楚庄王为什么不加追究呢？他对王妃解释说：“酒后失态是人之常情，如果追查处理，反会伤了众人的心，使众人不欢而散。”
时隔不久，楚庄王借口郑国与晋国在鄢陵会盟，于第二年春天，倾全国之兵围攻郑国。战斗十分激烈，历时三个多月，发动了数次进攻。在这次战役中有一名军官奋勇当先，与郑军交战斩杀敌人甚多，郑军闻之丧胆，只得投降。楚国取得胜利，在论功行赏之际，才得知奋勇杀敌的那名军官，名叫唐狡，就是在酒宴上被美妃扯断帽缨的人，他此举正是感恩图报啊！
容人之过，方能得人之心。有过之人非常希望看到他人的宽容和友谊，希望得到悔过自新的机会。这种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其对立情绪便会立即消失，感恩戴德，“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情感很快在心理上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稍加引导，就会产生像“戴罪立功”那样的心理效果。
如果说当年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之举表现出他在诸侯中问鼎称霸的韬略和气魄的话，那么在宴会中摘缨之事，则表现了他那宽容大度的胸怀。
一名统御者能宽宥属下的某些过失，宽大为怀，容人之过，念人之功，谅人之短，扬人之长，必然会得到部下的奋力相报，在客观上为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
赦小过，举贤才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论语·子路
仲弓准备到鲁国季氏家做事，他临行前来向老师请教：“老师你告诉我怎样为政吧？”
孔子说：“第一件事，你到了那儿要搞清楚职务之间的权责问题，务必做到权责分明；第二件事，你作为领导，居上要宽，能赦人小过；最后一件事，向你的上级推荐贤才。”
看了孔子的回答，相信第一件事大概很多人能够做好，后面的两件事恐怕就未必能做到了。有的领导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全然不顾下属的面子，当众训斥，这样的领导能让下属甘心为他做事吗？所以我们看历史上有的名臣贤相一般不会这样做，他们总是把下属单独拉到一个地方，语重心长，最后往往说得下属声泪俱下，并表示愿意为他肝脑涂地。我们看这就是会当领导的，赦人小过，而且还能顾及他人的自尊心，武则天这点就做得很好。
武则天当政时期，曾下诏禁止天下屠杀牲畜、捕捞鱼虾，弄得王公大臣宴请宾客只能吃素席，不敢带有一点儿荤腥。
朝中有个叫张德的人，官为左拾遗，一直受到武皇的信任。在他儿子出生后的第三天，亲友、同僚纷纷前去祝贺。张德觉得席上都是素菜实在过意不去，便偷偷地派人杀了一只羊，做了一些肉菜，并包了一些羊肉包子让大家吃。
武则天
也许是这些亲朋好友与同僚好久没有吃到荤菜了，见席上有肉，便来了兴致，把酒临风，猜拳行令，好不热闹。三个时辰过去，大家酒足饭饱，各自回去。张德心中自然也十分高兴。不料，在他的同僚中有个叫杜肃的，官拜补阙，见席上有肉，认为张德违犯了武皇的诏令，顿生歹意。临散席时，他悄悄将两个肉包子揣在怀中，偷偷跑去武皇那里告了黑状。
第二天早朝，武皇处理完政事之后，突然对左拾遗张德说：“听说你生了个儿子，我向你表示祝贺。”张德叩头拜谢。武皇又说：“你那席上的肉是从哪里来的？”张德一听，吓得浑身哆嗦，他知道，违诏杀生是要犯死罪的，故连连否认道：“为臣不敢！为臣不敢！”武则天见状，微微笑道：“你说不敢，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便命人将杜肃写的告状奏章和两个肉包子递给了张德。张德一见，面如蜡纸，不住地叩头说：“臣下该死！臣下该死！”此时告状的杜肃，站在一旁扬扬得意，专等封赏。
武则天对这一切早已看在眼中，稍稍一停，便对张德说：“张德听旨：朕下诏禁止屠杀牲畜，红白喜事皆不准腥荤。今念你忠心耿耿，又是初犯，也就不治你罪了。”
张德听后高声喊道：“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而杜肃却惊得瞪大了眼睛。
只听武皇又道：“不过，张德你要接受教训，今后如再请客，可要选择好客人，像杜肃这种好告黑状的人，可不要再请了！”一时间，张德感激得痛哭失声，诸大臣见武皇如此忠奸分明，不信谗言，用人不疑，便一起跪倒在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而那个告状的杜肃，在众人鄙视的目光下，羞愧得无地自容，“退朝”二字刚一落音，便赶紧溜走了。
这就是武皇高明的地方，她让下属明白她不是一个糊涂的皇帝，她知道了下属的过错但是又赦免了他，这样才让众臣在感到皇威的同时也感受到她的恩泽，正所谓恩威并施，这样的领导当然能赢得下属的心。
孔子所说的第二件事难做，第三件事就更难做。因为第二件事考验的是你的度量，第三件事不仅要看你的度量——因为如果是一个嫉贤妒能的小心眼的人是不会推荐贤才的，与此不同，它还考验你察人识人的眼光，所以说第三件事就更难做了。仲弓问孔子：“怎么才能推举贤才呢？”孔子说：“你推荐你知道的贤良之人，对于你不知道的就留给别人去推荐吧。”
谈到举贤才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宋朝的著名贤相——王旦。他不仅做到了居上以宽，更做到了举贤才，是为后世敬仰的贤相。王旦任宰相十一年，为政清廉，处事谨慎，善断大事，为人宽厚，以德服人，顾全大局，备受时人的尊敬和赞誉。其德行修养与人格魅力至今仍令人叹服；其廉洁自律、忠心为国、公而无私的品质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寇准塑像
寇准为枢密使时，王旦为宰相，中书省有事需要与枢密院沟通，所拟的文书违反了诏令格式，寇准立即把这事报告了皇帝。真宗大为生气，对王旦说：“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王旦赶紧跪倒说：“此实臣等过也！”中书省的官吏也因此受到处罚。不过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需要传达给中书省，其文书也不符合诏令格式，中书省的官员发现后，以为有了报复的机会，就非常得意地将文书呈送给王旦，王旦看后却下令退还给枢密院。枢密院的官员把这件事告诉了寇准，寇准感到非常惭愧。后来寇准对王旦说：“同年，甚得许大度量？”每当王旦拜见皇帝时，都要称赞寇准的才华，而寇准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议论王旦的短处。一次，真宗对王旦说：“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王旦答道：“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由此，真宗更认为王旦贤明宽厚。
寇准得知将被罢去枢密使职务后，便托人到王旦家私下请求出任使相，王旦听后非常吃惊地说：“宰相之任岂可求邪？吾不受私请。”寇准大失所望。不久后真宗问王旦：“准当何官？”王旦说：“寇准未三十岁，已登枢府，太宗甚器之。准有才望，与之使相，令当方面，其风采足以为朝廷之光。”遂任命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接到诏令后前去拜谢皇帝：“若非陛下知遇提拔，臣哪会有今天！”真宗告诉他是王旦推荐的，寇准既羞愧又感慨，逢人便说：“王同年器识，非准可测也。”这样的气度确实非一般人能具备，别人在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坏话，而他能不怒不恼，反而大力推荐寇准。当寇准去求官的时候，王旦自己明明要举荐他，却还是严厉拒绝他：“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岂是随便就可相求的？”王旦的做法和某些人不同，这些人如果要打算推荐你，恨不得立刻告诉你，要你感激涕零、感恩戴德。总而言之，要烧好孔子所说的三把火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孔子所要求仲弓的三件事——明确职责、居上要宽、推举贤良，正是对一个好领导的内在要求。这第一把火，“权责明晰”是为了各司其职，井然有序。这样就不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也不会有人敢随意越权。红楼梦中秦可卿死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众人的权限与职责，因而说这把火不得不烧。第二件事，要求居上要宽，也就是要求做领导的切莫吹毛求疵。这个世上哪里有什么完人，下属偶尔犯了一点小错不要当作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批评，这样做只会令下属寒心。第三件事，要求做领导的像一个“伯乐”，要善于发现人才，力求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否则因为嫉贤妒能而独霸位置就是“窃位”的小人了。
古人说为官一生要造福一方百姓，其实做官也好做人也罢，古今都相同，“人”做不好的，“官”自然也就当不好。要烧好当官的三把火，先要把“人”做好，这是最紧要的，也是孔子屡次提到的准则。
既富，教之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为政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在这句话里，孔子提出“富民”和“教民”的思想，而且是“先富后教”。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对老百姓只富不教。在孔子的观念中，教化百姓始终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深入理解孔子的原意。
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位重臣，也是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在为国家安全和民众富裕方面，呕心沥血。万历初年，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政１０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卒，赠上柱国，谥文忠。
张居正
作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赋税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的税粮纳完。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４３５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２５０余万两之数，增长了７４％。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８５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仍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竟“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张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若一旦有四方水早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明神宗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家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张居正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地辅国，充分地表现了孔子的仁德思想，为了百姓，敢于和皇帝争辩。不愧是一代名臣。
张居正的治官行为，提现了“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的基本准则。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这么做的，待人接物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实好善，实事求是，讲究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