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
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臣。
真正的孝子不去巴结父母，贤良的忠臣不去奉承君主，这就是做贤臣、孝子的最高境界了。只要是父亲说的就认为是对的，只要父亲所行的就认为是善的，这样的人就是世俗所说的不肖之子了。只要是君主所说的就认为是对的，只要是君主所行的就认为是善的，这就是世俗所说的不肖之臣了。
战国时期，齐国曾经发兵讨伐燕国。燕昭王即位后，想讨伐齐国，报仇雪耻。能言善辩的说客苏秦猜到了燕王的心思，乘机说服燕昭王出兵讨伐齐国。
苏秦是战国时期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而且口才极好。他曾经说服六个国家的君主，同心抗秦，而且身挂六个国家的相印。
苏秦
他对燕昭王说：“现在齐国对西方的卫国用兵，对南方的楚国用兵，已经疲惫不堪了。大王如果现在发兵，一定会打败齐军的，就可以夺取河间地区，可以一雪前耻了。”
燕昭王说：“我任命先生为上卿，送给你一百辆马车，先生以这种身份到齐国去游说，为我们燕国施展反间计，怎么样？”
苏秦说：“大王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侍奉大王，难道是为了上卿官职和百辆车马吗？我是出于对大王的忠心啊！然而我恐怕因为对大王的忠信，反而被大王身边的人怪罪啊！”
燕昭王说：“这不可能吧？哪有人臣对君主尽心竭力而被降罪的呢？”
苏秦怕燕昭王对自己游说齐王有后顾之忧，就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男子到外地去做官，三年没有回家，他的妻子与别人通奸。一天，妻子收到一封信，丈夫在信中说：“我前段时间申请回本州做刺史，昨天上面的公文下来了，已经正式批准我回家乡为官。现在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过几天就可以回家了。到时候，咱们就永远在一起了，怎么样？是不是很高兴呢？”
收到信后，妻子很害怕，奸夫对这位官员的妻子说：“你的丈夫就要回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官员的妻子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准备好毒酒了，正等他回来喝呢。”
过了几天，她的丈夫果然回家了。狠毒的妻子命令小妾赶快把准备好的酒拿来，给丈夫接风洗尘。小妾知道这是一壶毒酒，端着酒壶走到一半就站住了。她想，我如果把这壶酒给丈夫喝了，就会毒死丈夫；如果把这件事告诉丈夫，就会被主妇驱逐出家门。这样做也不行，那样做也不可，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她思来想去，就假装跌倒在地，把毒酒全都洒在了地上。
妻子对丈夫说：“因为你远道回来，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壶美酒。这个没用的小妾半路跌倒，把美酒全洒光了。”
丈夫不知道其中的阴谋，就把小妾捆起来打了一顿。可怜的小妾因为对丈夫的忠心，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
苏秦实际上是以寓言中的小妾自比，他不奉承，也不巴结任何人，就如寓言中的小妾对待自己的丈夫一样，但是他有一颗忠诚之心，这颗心是不会因为不奉承、不巴结而改变的。反过来，就像寓言中的那位妻子一样，表面奉承，内心却可能另有所图。
在封建社会中，父权君权被神化，忠孝节义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在这种纲常的束缚下，人际关系被扭曲，愚忠愚孝反而被表彰，子谀亲、臣谄君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庄子提出“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正是对封建伦理道德和世俗歪风的打击，也是道家追求心灵自由、人格独立的体现。
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
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传达语言能够使双方都高兴或都愤怒，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使双方都高兴必定要多说好话，使双方都愤怒必定要多说坏话。凡是在转达的话中添油加醋的都类似谎言，谎言就没有人相信，不相信传话的使臣就遭殃了，所以法言上说：“要传达合乎常情的言词，不要传达添油加醋的语言，就差不多可以保全自己了。”
越国人甲父史和公石师各有所长。甲父史善于计谋，但处事很不果断；公石师处事果断，却少有心计，常犯疏忽大意的错误。因为这两个人交情很好，所以他们经常取长补短，合谋共事。他们虽然是两个人，但好像是一个心。这两个人无论一起去做什么，总是一帆风顺。
后来，他们在一些小事上发生了冲突，吵完架后就各奔东西了。当他们各自行事的时候，都在自己的政务中屡屡失败。
一个叫密须奋的人对此深感惋惜。他哭着劝诫两人说：“你们听说过海里的水母没有？它没有眼睛，靠虾来带路，而虾则分享着水母的食物。这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恐怕你们还没有见过双方不能分开的另一典型例子，那就是西域的二头鸟。这种鸟有两个头共长在一个身子上，但是彼此争斗，互不相容。两个鸟头饥饿的时候互相啄咬，其中的一个睡着了，另一个就往它嘴里塞毒草。如果睡梦中的鸟头咽下了毒草，两个鸟头就会一起死去。它们谁也不能从分裂中得到好处。下面我再举一个人类的例子。北方有一种肩并肩长在一起的‘比肩人’。他们轮流着吃喝、交替着看东西，死一个则全死，同样是二者密不可分。现在你们两人与这种‘比肩人’非常相似。你们和‘比肩人’的区别仅仅在于，‘比肩人’是通过形体，而你们是通过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既然你们独自处事时连连失败，为什么还不言归于好呢？”
甲父史和公石师听了密须奋的劝解，对视着会意地说：“要不是密须奋这番道理讲得好，我们还会单枪匹马受更多的挫折！这是何苦呢。”于是，两人言归于好，重新在一起合作共事。
密须奋对甲父史和公石师两人既没有说溢美之言，也没有说溢恶之言，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以甲父史和公石师二人才能听进去，从而和睦如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非但两人无法和好如初，就是密须奋也要受到两个人地责难了！
在一个小城的西头，住着全城最有名的法官——加里曼；在城的东头，住着全城最有名的律师——理查得。他们是一对冤家对头。
每当城里有什么案子，总是加里曼负责审判，理查得负责为人辩护。两人向来都是针锋相对，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会让步。时间一长，两人由于工作上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个人的恩怨，最后竟成了互不相容的仇敌。
在乡下，加里曼和理查得都有土地，而且挨在了一起，纠纷不断。两人在城里又都有店铺，加里曼开的是棺材铺，专门做死人的生意。而理查得开的是药店，打着救人性命的旗号。两个人就如同前世的冤家，在今世又重逢。
有一天，一艘商船从这里路过。从船上传出这样一个消息，说在离这里九天路程的一个孤岛上，发现了一种新的树木，如果用它来做棺材，死人的尸体永不腐烂，而且面色红润，栩栩如生；如果把它做成药材给病人服用，能够使人起死回生。
加里曼和理查得都听说了这个消息，他俩都怕对方抢占了先机，纷纷赶往码头，准备出海去买这种树。结果两人几乎在同一时刻里赶到了码头。然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坐在一条船上，两个人便坐在码头上“打起了”心理战，盼望着把对方耗走。
就这样，从日出等到日落，两个人都不肯离开码头。而且都吩咐仆人回家取来吃的、穿的，甚至让他们拿来了被褥，准备在夜里继续开战。
从日落又等到日出，两个人又整整相持了一个晚上。眼看着码头上出海的船只越来越少，最后码头上只剩下一只小船还未出海，两人对望了一眼，无奈地登上这只小船。
加里曼坐在船尾，理查得坐在船头，他们谁也不理谁。
小船起航了，向那个神秘的小岛驶去。小船行驶到第三天，海上起了大风暴，狂风裹着巨浪向小船袭来。
小船哪能抵挡住这样猛烈的袭击，眼看就要倾覆了。
这时，加里曼问船尾的水手，船的哪一头先沉，那里的水手告诉他，船头先沉。
加里曼高兴地说：“如果能够看到我的仇人比我先死，我就不后悔出这趟海。”
而此刻，理查得也问水手，船的哪一头先沉，水手回答说，是船尾。
理查得兴奋地说：“我将看到我的仇人比我先死，死亡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痛苦了。”
两个人正说着，一个巨浪打来，小船骤然翻了过来，理查得和加里曼双双落入汪洋大海之中。
既然“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那么作为一个外交官应该如何传话呢？庄子指出，应该如法言上所说的那样做——“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外交官传达两方面意见的时候，做翻译官也一样，“传其常情”，很正规，很平常，“无传其溢言”，过分的话不能传，好坏都不能加一点，能够做到这样，不但能保全自己，也能够完成使命。
庄子在这里是要告诉人们做人应该怎么做，平常做人就是如此，说过分的话，过分的结果，倒霉的最终只能是自己。
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用智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灾祸；不用智巧治理国家，才是国家的幸福。
惠帝二年，萧何死了，曹参听说了这个消息，告诉舍人说：“赶快治办行装，我将要进入国都当相国。”等了没有几天，使臣果然召曹参回去。曹参当初地位卑微时，跟萧何友好，等到做了将军、相国，两人有了隔阂。到萧何将死的时候，所推荐的贤相只有曹参。
曹参接替萧何做汉朝的相国，所有的事务都没有改变，完全遵守萧何制定的规约。选拔郡和封国的官吏的标准是：呆板而言语钝拙、忠厚的长者，就召来任命为丞相史；说话雕琢、严酷苛刻、想竭力追求名声的官吏，就斥退赶走他。
曹参画像
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见到曹参不做事，来的人都想说话。来到的人，曹参就把醇厚的酒给他们喝，一有空儿，官员们想要有话说，曹参又让他们喝酒，喝醉以后才离开，始终不能进说，认为这是常规。相国官邸的后园靠近官员的住处，官员每天饮酒唱歌呼喊，曹参的随从侍吏厌恶他们，但不能对他们怎么样，就请曹参到园中游玩。听见官员酒醉唱歌呼喊，随从侍吏希望相国能把他们召来制止，曹参竟反而取来酒设座唱起来，也唱歌呼喊跟他们彼此呼应唱和。曹参见到别人有小过错，一心给隐藏遮盖，相府中没发生过任何事。
曹参的儿子曹窋任中大夫，惠帝责怪相国不治理国事。曹窋休假以后回去了，乘机进言，按照惠帝的话劝谏曹参。曹参愤怒，用竹板打了曹窋两百下，说：“赶快入朝侍奉皇帝，天下的事不是你应当谈论的。”到了朝拜时，惠帝责备曹参说：“为什么给曹窋处罚呢？先前是我让他劝谏你的。”曹参摘下帽子谢罪说：“陛下自己考察和高皇帝比哪一个圣明英武？”皇上说：“我怎么敢与先帝比呢？”曹参又说：“陛下看我的能力和萧何比哪一个更强呢？”皇上说：“你好像赶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正确。况且高皇帝和萧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经明确，现在陛下垂衣拱手，我这样一类人恪守职责，遵循前代之法不要丢失，不也可以吗？”惠帝说：“好，你歇着去吧。”
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他死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
这仍然是无为政治，要统治者不要用智巧对付百姓，因为上边对人民耍心眼儿，人民自然反过来对统治者耍心眼儿，上下相互欺诈斗智，国无宁日了。类似的警诫还有很多：“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其政闷闷，其民纯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