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过得很快，学校操场上的几棵老杨树，几天前还是一片翠绿，转眼间，就变成了一片金黄，在秋风撕扯中，一片片叶子叹息着飘落了下来，飘得满地都是，似乎在告诉人们：秋天到了，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在这个由夏天转入冬天的过程中，我们的大杂烩教师培训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郑老师和她工业局局长的丈夫离了婚，再一个，班上陆续有十几名同学都退了学。退学的原因主要是饥饿。我们的粮票由原来的三十二斤，历行节约掉四斤，变成了每月二十八斤。在缺少副食的年代，这些粮食实在填不满大家圆滚滚的肚子。那些退学的同学也是为了肚子，有的去矿上当了矿工，有的去林场当了伐木工，有的则回农村当了农民……总之，大家不论去哪里，都想找个能吃顿饱饭的地方。
而我们身处其中的东北这座煤城，好像一夜之间，便被逃荒的人群占领了。那些操着南腔北调、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们，充塞在每一条大街小巷，那一声声撒心裂肺的乞讨声把城市的空气都喊震颤了。大批逃荒人的涌入，使小城的治安遭到了严峻挑战，各家各户的衣服被子经常被偷，而更多被偷被抢的，还是那些能够入口的东西，有些人家在城边种了些小地，一夜之间，就被人给收光了，很多副食店也都遭到了抢劫，表姐夫的粉条厂，不仅粉条被人一夜间全扛走了，就连漏粉的土豆，也一袋袋给搬光了。表姐夫气得在家大骂：妈的，土豆都偷走了，我鼻涕再多，也漏不出粉来啊。
大批逃荒人的涌入，使这个矿山小城不仅人满为患，同时也导致物价飞涨，土豆、萝卜、大白菜等蔬菜，每市斤卖到三四元钱，难得一见的粮食也被运到黑市，每市斤卖到六七元钱。过去，一直自以为财大气粗的工人老大哥，现在也成了霜打的茄子——蔫了，他们之间流行着一句话：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回家种垄葱。
我每月三十六元五角工资，也只能买十几斤蔬菜，或五六斤玉米了。同学们见面的问候语，由过去很洋气的“你好”，现在则变成了 “你饿么？”或者是“你还饿么？”
教师培训班，由教育科耿科长主抓，耿科长很负责任，隔三岔五总到培训班看看，看到我们的伙食一天不如一天，一时间也没了办法，和同学们商量怎么办？有家在农场的同学出主意说，现在正是粮食收割季节，农场收割时落下很多东西，不如我们自己去捡。耿科长一听马上决定，给我们放一周假，让我们去附近农场搞小秋收，自行解决粮食疏菜问题。
小秋收由陈嘉良倪春萍带队，工具自备，到了地点自由分散。住在本市的同学采取自愿，愿意去的就去，不愿意去的就不去。如此，除掉不去的我们还有三十人。郑老师没有和我们同去，临行前，一再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我们一行三十人，扛着从本市同学家借来的镐头、二齿子、三齿子，拎着土篮子，腰里揣着布袋，推着地排车就出发了。我们的队伍很壮观，按照学校体操的队形排着队，像学生又有很多年岁大的成年人，像盲流又穿得很齐整，像捡秋的队伍又这么整齐庞大，一路上，很多人向我们投来了疑惑的目光，弄不明白这是一支什么队伍？
按照农场同学指点，我们去了新生农场。新生农场是一座很大的农场，半军事化管理，农场职工都是一些劳教人员，很多都是从京城发配到这里的犯人，（删去六十字）另外，一些刑满释放人员无处安排，又在此就业了。这些人每天被人押着，在此开荒种田，多年后，从公开的报刊中知道，很多文化名人当年都在这里关押过，如丁玲、艾青、聂绀弩、丁聪、吴祖光等……但当时不论是我，还是同学们，脑袋里想的只有粮食，或粮食的替代品——土豆，并没有人去关心或者去想这里都关了哪些名人（删去八十字）？
真让农场同学说对了，收割后的田地里，到处都是遗漏的粮食和疏菜，人们如此疏忽，并非这些地是犯人种的，有意遗漏，主要是东北的土地太博大了，又是机械化收割，抬高走低的，很多粮食都被落到了田地里。
我们来到一片土豆地，这片土豆地很大，有十几平方公里，除了地中间长着几棵孤伶伶的树外，或者有些地方露出几块搬不走的大石头，余下的都是被翻开的黑土。土豆地里，已有一些先我们而来的遛土豆的人，三一伙俩一串的，各自为政，自己随便找一块地往下刨着，从土里寻觅救命的土豆。进了土豆地后，我们这些同学便自由散开了，谢玲和我寸步不离，山东秀才鲁余粮和陈山月走到了一起。大家开始遛起了土豆。当地人，管我们这种捡土豆的方法叫遛土豆。这个“遛”字大有学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地里死死地挨着往土里刨，要多走走，有些地方土层暄软，被犁过了，被人刨过了，落下土豆的可能性就极少，有些地方硬硬的，或是犁铧翻土时走飘了，只在土层上刮了一层浮土，土豆照样还埋在土里。干了一会儿，我们就都找到了窍门儿，哪块儿土硬便往哪儿刨。这样的经验很管用，有时找对了地方，一二齿子刨下去，就带出来一堆白花花的土豆，有时刨到一个大大的土豆，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欢呼声，谢玲和陈山月还要对比一下，看谁刨的土豆大。
夕阳西下时，我们在地中间已堆了很大一堆土豆，就在这时，我们前方出现了一幅不和谐的画面：一位身材瘦弱的女人，脸色灰黄，好像正在生病，她背上背着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孩子被紧紧用背带绑在背上，孩子断断续续地哭着，但是女人并不理会孩子的哭叫，艰难地举着二齿子，一下一下刨着，刨两下，就蹲下喘会儿气。女人身后，还跟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女孩三四岁模样，吃力地拖着一个大筐，筐里有十几个土豆，小女孩边拖着筐边往嘴里塞着生土豆。看到这幅画面，我的心一阵颤抖。这时，谢玲和陈山月一声不响，从我们筐里捡出二、三十斤大土豆，一下子全倒进了女人筐里，在女人惊讶的目光中，她俩逃离一样跑了回来。
太阳下山后，老夫子招呼大家收工，我们把土豆捡到袋子里，装了满满一地排车，推着往回走去。
路上，山东秀才鲁余粮叹息着说：“这XX怎么了，地里这么多吃的，大家怎么还挨饿呢？”
老夫子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可在当时，谁也回答不上来，甚至是能回答上来也没有勇气说出来。（删除一百二十字）……就像我们遛的这片土豆地，如果是个人的，早捡得一个不剩了，哪还会落下这么多土豆。
我们连续检了六天秋，取得了丰硕成果，学校的大仓库，让我们捡的东西堆满了，土豆、白菜、萝卜、大头菜、芥菜，还有少许的玉米和黄豆……虽然粮食少了点儿，但这些蔬菜，足够我们吃一冬了。
郑老师没有参与我们的小秋收，但每天晚上都来看我们，看到大家安全回来了，才放心回家。
最后一天晚上，郑老师又来了，她摸着陈山月和谢玲磨出血泡的手，说道：“同学们，你们小秋收很有成绩。我看这一冬没啥问题了。同学们都累了，明天就不要去了，好好休息一天，后天开课。还有一件事，本市不在班上吃伙食的同学，此次参与了小秋收活动，一会儿和陈嘉良商量，该你们分多少，你们拿回去。”
郑老师刚讲完，陈山月马上说：“郑老师，同学们，我家在本市，也参与了小秋收。但我声明，我不会往家拿一个土豆一个萝卜的。家里再难，也好对付，我就算支持住宿的同学了。”陈山月说完脸红红的，很激动。
倪春萍好像落在陈山月后面有点不痛快，大声说：“我和陈山月一样，什么也不往家拿。”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家住本市的同学，都喊出了“我也一样”的话语。
郑老师带头鼓掌，同学们也跟着鼓起掌来。缓解挨饿的小秋收，把同学们的情谊拉得更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