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曰：世上人心不一。有一种人，不记人之善，专记人之恶。视人有丑事恶事，转以为快乐，如自得奇物者。然此等幸灾乐祸之人，不知其心之何以生而怪异如是也！汝等当此为戒。
译文
世上的人，其心各不相同。有一种人，他不记别人的好处，专门记别人的过失、劣行。看到别人做了丑恶的事情，反而觉得很快乐，就好像是自己得到了奇珍宝物似的。然而，这种对别人的错误过失幸灾乐祸的人，不知道他的心为什么生得如此之怪异。你们应当对这种人的言行引以为戒。
评语
康熙反复教导子孙要有识人的能力，辨忠奸，识善恶，近贤者，远侫人。同时，培养自己良好的心性，以小人为戒。对于管理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人君者岂可诿过
训曰：曩者三逆未叛之先，朕与议政诸王大臣议迁藩之事，内中有言当迁者，有言不可迁者。然在当日之势，迁之亦叛，即不迁，亦叛。遂定迁藩之议。三逆既叛，大学士索额图奏曰：“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以国法。”朕曰：“不可。廷议之时言三藩当迁者，朕实主之。今事至此，岂可归过于他人？”时，在廷诸臣一闻朕旨，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朕从来诸事不肯诿罪于人，矧军国大事而肯卸过于诸大臣乎？
注解
三逆：指清初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三藩王。索额图：索尼第三子，官至太子太傅，领侍卫内大臣。矧：况。
译文
以前，吴三桂等三藩王还没有反叛朝廷之前，我和各位议政王大臣商议撤销藩邦之事。会议中，有人说应当撤销，也有人不主张撤销。然而，就当时的形势来看，撤藩，“三逆”要反叛；不撤藩，他们同样也要反叛。于是就定下了撤销藩邦的决议。吴三桂等“三逆”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叛乱时，大学士索额图上奏说：“此前提议应当撤销‘三藩’的大臣，都应当处以国法。”我说：“不行。朝廷议事之时提议‘三藩’应当撤销的人，实际是我给他们做后盾。现今事态已经这样了，怎么能够归罪他人呢？”当时在朝廷议事的大臣一听我来担责的意思，没有人不感激涕零，由衷地钦服。我从来不把任何事情的过失推诿于他人，何况是军国大事，怎能把过失推卸给各位大臣？
评语
康熙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一个英明君王的形象。勇于承担责任，不委过于臣属，这样做，一方面证明了康熙本人的雄才大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调动属下的忠诚和积极性。
奉天行事赏罚惟慎
训曰：国家赏罚治理之柄，自上操之。是故转移人心，维持风化，善者知劝，恶者知惩。所以代天宣教，时亮天功也。故爵曰：“天职。”刑曰：“天罚。”明乎赏罚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韩非子曰：“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当，乃能生功止过也。”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紒紛矠盖言爵赏刑罚，乃人君之政事，当公慎而不可忽者也！
注解
柄：权力。转移：转变，改变。风化：风俗教化。宣教：宣达教化。天功：天的职守。爵：礼器。此处指铸有铭文的礼器。天罚：上天的惩罚。韩非子：书名。为战国时法家人物韩非所撰。五服：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五章：五种彩色。五刑：指墨、劓、、宫、大辟五种刑法。五用：五种用法。懋：盛大、褒美。
译文
国家实行赏罚、治理百姓的权力，是由上面操纵掌握的。所以才能改变人心，维持社会风化，使为善之人知道自己将受到勉励，使为恶之人知道自己将受到惩罚。这就是所谓的代替上天宣达教化、辅助上天建立大功的意思。所以，礼爵上写道：“上天的职责。”刑鼎上写道：“上天的惩罚。”可见，赏罚之类的事情，都是奉天意而行，绝不是掌握权力的人凭私意而为所欲为的。韩非子上说：“奖赏有功的人，处罚有罪的人，倘能做到准确而无误，那就会促成人们立功，防止人们去犯错误。”尚书上也说：“上天授命给有德之人以表示尊卑有别的五等五色章纹的制服。上天用五种刑罚、五种用刑办法征讨那些有罪之人，国家的政事才能兴旺发达啊！”这些都是在说奖赏、惩罚之类事情，都是做天子者的政治事务，应当公正、谨慎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评语
武则天有一次在发怒时，曾经对臣下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当年太宗皇帝有一匹骏马，名叫狮子聪，剽悍暴烈，没有人能够制服它，连久经沙场而又善驭烈马的太宗皇帝也束手无策。我当时向太宗表示，有三件东西我就可以制服它，即铁鞭、铁锤、匕首。先用铁鞭抽打它，不服，再用铁锤敲击，还不服，就用匕首刺它的喉咙！武则天自然不是在讲制服烈马的方法，而是在讲驭臣之道，即严刑重罚。纵观她的一生，她的确也是这么干的。一个强有力的掌权者，要交替地使用赏罚二柄（西方人称之为胡萝卜和大棒），而且，在很多掌权者看来，罚比赏还要更重要，更有威力和成效。因为赏只是奖励你、诱导你，使你去恶从善、立功立德；而罚，则是震慑你、强迫你，使你不敢行恶、不得不立功。赏是将主动权交给了臣下，而罚，则是把主动权牢牢控制在君王的手中。据说黄帝在处理与臣下的关系时，是“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是以罚为主，后世的许多国君也是如此，“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与其让人觉得仁慈可亲，不如让人觉得威严可畏。
篇中从代天行事、替天行道的高度，强调赏有功，罚有罪，切忌出自私心，更不能掉以轻心。这种表述虽带有君权神授的色彩，但从帝王个人的修为来讲，不以一己之私，滥赏乱罚，体现了一种强烈的自律意识，“慎”是儒学的重要主张，慎重赏罚才能更加公平、客观，从而有利于统治和管理。
晓谕良方希冀益众
训曰：朕自幼所见医书颇多，洞彻其原故，后世托古人之名而作者，必能辨也。今之医生所学既浅而专图利，立心不善，何以医人？如诸药之性，人何由知之？皆古圣人之所指示者也。是故朕凡所试之药与治人病愈之方，必晓谕广众；或各处所得之方，必告尔等共记者，惟冀有益于多人也。
译文
我从小就看过很多医书，可以说精通医理，后人假冒古人写的医书我都能一眼看出来。现在的医生才疏学浅，医道不精，却惟利是图，居心不良，缺乏起码的医德，他们拿什么给病人治病呢？比如说各种药物的药性，人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全靠古代的圣人指示说明。所以凡是我试用过的良药和治好了别人的疾病的药方，我一定要告诉很多人；从各地得到的药方，我也一定告诉你们，让你们记录下来，希望它能有益于更多的人。
评语
康熙自幼对医学颇感兴趣，包括中医药理和诊病方法，研究得很有见解，而且积极引进和推广西医疗法，并不时为臣下和儿孙看病开方。据说，“牛痘法”防治天花病就是他首先在亲贵子女和满族中以皇帝的权威下令推广的。在康熙的御批奏折中，有许多臣子如曹寅、李光地等得了疮疥、疟疾、类风湿、湿毒等症，向康熙讨方要法的，康熙也是来者不拒，总是给以详细的答复，希望救死扶伤，对他人有一点益处。
十分可贵的是，康熙自亲政后，受西方文明的熏陶，曾师从比利时人南怀仁学习天文、数学、哲学、音乐，还师从法国人白晋学习医学、药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因此清史稿在科学家传中给他写了重重一笔。
投药治病贵在适宜
训曰：药品不同，古人有用新苗者，有用曝干者，或以手折、口咬，撮合一处。如今皆用曝干者，以分量秤合，此岂古制耶？如蒙古有损伤骨节者，则以青色草名绰尔海之根，不令人见，采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试之，诚然验之，即内地之续断。由此观之，蒙古也一有古制。药性与病相投，则有毒之药亦能救人；若不当，即人参人亦受害。是故用药贵与病相宜也。
译文
药材的品级、用法各有不同，古人用药有的用新鲜的，有的用晒干的，有的用手折成小节，或者用嘴咬碎，撮合在一块。现在都用晒干的药材，按分量称好后再合在一起，这难道是古代的制度吗？如蒙古有损伤骨头、关节的人，就用一种青色的草名叫做绰尔海的根，不让人看，采来后让病人吃了，非常有用。我让人做了试验，确实很有效，这种草就是内地的续断。由此看来，蒙古也有古代的医术。药物的特性只有和病情相适合，即使有毒的药物也能治病救人；如果不相适合，就是人参，人用也照样要受害。所以说，用药贵在与病症相适应。
评语
在大学士李光地告诉康熙自己得了湿毒症的密折中，康熙曾做过这样一段御批：“坐汤好，须日子多些才是。尔汉人最喜欢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这里，十分具体地反映了康熙用药不在贵贱，惟求与病相吻合的思想。凡投药治病，应该与病症相适应，并不在于药物的贵贱。人参大补，对虚劳久病者大有裨益，但人参性燥热，对诸多病症并不适宜，甚至有许多反作用和副作用。康熙说：“若不当，即人参人亦受害。”此话不仅大有道理，也值得今人作为借鉴。
养生之道饮食为重
训曰：养生之道，饮食为重。设如身体微有不豫，即当节减饮食，然亦惟比寻常稍减而已。今之医生，一见人病，即令勿食，但以药物调治。若或内伤饮食者，禁之犹可，至于他症，自当视其病由，从容调理，量进饮食，使气血增长。苟于饮食禁之太过，惟任诸凡补药，鲜能资补气血，而令之充足也。养生者宜知之。
译文
保养身体，饮食是最重要的。如果身体稍有不适，就应当让他减少饮食，但也仅仅是比平时稍减而已。现在的医生，一见到人生了病，就让他别吃饭，只用药物加以调理治疗。如果是因为吃得过多而伤了胃，禁食还可以使用，如果是其他疾病，当然应该判明其病因，慢慢加以调理，适当补充饮食，滋养他的气血。如果过于禁止饮食，只靠那些补药，就不能滋补其气血。这一点养生者应该知道。
评语
人们常言：“治病不如防病，药疗不如食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康熙在这篇庭训中，指出“养生之道，饮食为重”，此话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今日，仍有许多人愚蠢得让人感到可怜，诸如辟谷练功等等，显然与养生原理不相符。
宽敞明亮适意为宜
训曰：我从前曾往王公大臣等花园游幸，观其盖造房屋，率皆效法汉人各样曲折隔断，谓之套房。彼时亦以为巧，曾于一两处效法，为之久居即不如意，厥后不为矣。尔等俱各自有花园，断不可作套房。但以宽广弘敞，居之适意为宜。
译文
我从前曾到王公大臣的花园中游览，观看他们所造的房屋，大概都是效法汉人采用各种样式的木条做成格子窗相互隔断，称为套房。那时也觉得很巧妙，曾经在一两个地方仿效过，住得时间长了就觉得不如意了，这以后就不再盖了。你们都各自有自己的花园，决不可再建造那样的套房。建造房屋只要能宽敞明亮，居住感到适宜就可以了。
评语
物贵天然，人贵自然，但这绝不是说一块矿石不经开采提炼或琢磨就能成美玉、金属，成为有益于人类的物质。世间万物最好是不要违反自然，一旦违反自然美就容易变成丑，好就可能转成坏。像邯郸学步，失却自然就成笑柄。任何事情有个度，并且，要看处在什么条件下。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生活就是这样，强求而不自然的东西往往很别扭。人生的真正快乐在于求得精神上的愉快，所以孔子才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一定雕梁画栋才有真味，“真味在实用”。只要居住舒适即可。康熙在居住上的美学观点，是十分可取的。比起封建社会末期的权势富豪，以琐碎复杂作为美来追求，要自然高明得多。
农桑要务躬耕稼穑
训曰：朕自幼喜观稼穑，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诚欲广布于民生，或有裨益也。朕丰泽园所种之稻，偶得一穗，较他穗先熟，因种之，遂比别稻早收，若南方和暖之地，可望一年两获。即如外国之卉、各省之花，凡所得种，种之即生，而且花开极盛。观此，则花木之各遂其性也可知矣。今塞外之野茧大似山东之山茧，朕因织为茧，制衣衣之。此皆农桑之要务。至于花木，皆天地生、意所发，故朕心深惬焉。
注解
稼穑：耕种收获。泛指农业劳动。五谷：五种谷物，通常指稻、黍、稷、麦、豆。这里指粮食作物。丰泽园：在今中南海。
译文
我自小就喜欢农耕，凡从各处得到的五谷蔬菜的种子都要种在地里，以看其收成如何。我这样做，确实是想广泛推广给民众，或许会有益处。我在丰泽园所种植的稻子，偶尔得到早熟的一穗，就留作种子，种植后果然比别的稻子早熟，像南方那些比较温暖的地方，可望一年收两季。即使像外国的草、各省的花，凡是能得到种子的，种下就会生长，而且花开茂盛。看到这些，适合于各种花木生长的特性也就明确了。如今塞外的野茧像山东的山茧那么大，我以此织成茧绸，做成衣服来穿。这些都是农耕上的要事，至于花木，都是天然生长，情势所致，所以我的内心深感惬意。
评语
古来帝王，关心农业生产，重视农业，把农桑作为第一要务的，当首推康熙皇帝。他不仅在政令中要求各级官吏时时重视，亲自颁布刊刻御制耕织图，而且身先士卒，亲自耕作和试验先进的农耕技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康熙于西苑（今中南海）新建丰泽园，辟稻畦数亩，植桑树数十株，处理政务余暇，于此从事科学实验。某年六月下旬，水稻刚出穗，康熙巡行阡陌，忽见一棵高出众稻之上，便将其收藏，留作种子。次年试种，果然又在六月成熟，较一般水稻早两三个月。从此生生不已，用“一穗传”育种法，培育出早熟新稻种。以其生自御苑，故名“御稻米”。
御稻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美。由于生长期短，适于北方。种植成功后，不仅供宫内食用，康熙还决心向地方推广。康熙表示，“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在承德建避暑山庄，康熙把御稻种移去，在庄内设大片水田，所收稻米每岁避暑用之尚有盈余。
康熙取得在北方大面积种植水稻的经验之后，于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春，批准直隶巡抚赵弘燮、天津总兵官蓝理的奏请，令蓝理先在天津试种水田，并对直隶开河引水诸事提出了具体意见。蓝理在天津开水田一百五十顷，民称“蓝田”。此后，在北京西郊玉泉山种植水稻成功，逐步推广，成为有名的“京西稻”。由此发端，北方试种水稻成功并大面积推广于长城内外，成为农业上的一项创举。康熙五十二年春，又将御稻向南方推广，实现了同种粳稻双季连作，使水稻大面积增收。
康熙的重农思想以及采取的有力措施，对我国的农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康熙要求儿孙重视农业。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到了，其榜样作用，后人应时时学习。只可惜，自康熙以后的帝王皇帝，再没有像他这样重视农业、热爱农耕的了。
量入为出用度有准
训曰：古人尝言：“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积。”此先事预防之至计，所当讲求于平日者。近见小民蓄积匮乏，一遇水旱，遂致难支。此皆丰稔之年，粒米狼戾，不能蓄备之故也。国计若是，家计亦然。故凡家有田畴，足以赡给者，亦当量入为出，然后用度有准，丰俭得中，安分养福，子孙常守。
译文
古人曾说：“耕种三年，必有一年的积蓄；耕种九年，必有三年的积蓄。”这是事先预防的最好办法，所应当注意的是平日积累。近来发现百姓积蓄贫乏，一旦遇到水灾或旱灾，就很难支撑。这就是丰收之年把粮食搞得乱七八糟，未能储备所导致的结果。一国之计是这样，一家之计也不例外。因此，凡是家有田产并能保证赡养供给的，也要量入为出，然后，要有一定的使用标准，消费适中，安分养福，子子孙孙常恪守此道。
评语
康熙皇帝在这篇庭训中告诫儿孙，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家庭，无论是丰收或歉收，都必须“量入为出”、“用度有准”、“丰俭得中”、“子孙常守”。人们常说，吃不穷，用不穷，计划不周一世穷。丰年思歉年，平日有积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些道理十分朴素，懂道理的家庭主妇做好并不难。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